蘇菲的選擇(67)_威廉·史泰隆

六七

　　讓她對我說出這一切並不容易。她咬著唇，緊張地摸索她血色盡失的臉頰；在她創造了她父親正直而高尚的完美形象後，要揭穿這個謊言尤其困難：一個為面臨的恐懼而困惱的社會主義者，她的父親，在她的描述中卻是個冒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的自由論者。她以悲痛的聲音對我說出這個事實。她明白此刻她不得不承認，以往對她父親的說詞只是謊言時，她所說的其他事情可信度也大打折扣。然而這個可悲的謊言只是脆弱的防禦，是她所在乎的人——例如我——及她內心的愧疚之間一條易碎的防衛線。她問我，現在我已知道事實，也瞭解她說謊的必要，是不是會原諒她？我撫著她的手背，對她說我當然會。

　　她繼續說，除非我知道有關她父親的真相，否則我就無法明瞭魯道夫·霍斯這回事。她堅持先前她並沒有完全對我說謊，尤其是她童年時悠閒的生活。克瑞科的老家在戰爭前是個溫暖而安全的住所。她母親是個心胸寬廣而慈愛的婦人，若是她能把對音樂的熱愛轉達到她的獨生女身上，蘇菲會更珍愛和她共處的回憶。只要想像在二〇年代及三〇年代西方世界幾乎任何一個學術家庭安寧的生活——慣例的午茶和晚上的音樂會，夏天時到鄉間郊遊，和學生共餐，寒假時到意大利旅遊，休假年度到薩爾斯堡小住——便會明瞭那些日子蘇菲生活的本質、文明氣息，以及平靜快樂的特質。然而，一朵徘徊不去的烏雲卻籠罩在這種生活上，使得蘇菲在童年和年少時期都感受到一種壓力。那就是她父親的存在，他暴君似的控制整個家及蘇菲，而且手段狡猾精明，使得蘇菲直到成年之後，才瞭解到她無以言喻的憎恨她父親。

　　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深埋在心裡的感覺——無論是壓抑的敵視或強烈的愛——在其一生中很少會在一剎那間突然意識到；就像身體遭到什麼大變動似的，令人難忘。蘇菲說她絕不會忘記她對她父親的恨熾熱顯示的那一刻，她說不出話，以為她會昏死過去……

　　他是個身高體健的人，通常穿著大禮服、硬領襯衫，打綢質領帶。很古板的服飾，但在當時的波蘭並不怪異。他有一張標準波蘭人的臉：高闊的頰骨、藍眼、豐滿的唇、高挺而寬的鼻、招風耳。他蓄著腮須，頭髮齊梳向後，總是戴著帽子。兩個銀質的假牙使他英俊的容貌微有瑕疵，但只有當他張大嘴巴時才看得見。

　　他的同事認為他是個喜好打扮的人，但他的學術聲譽使他免於受到譏嘲。儘管他見解極端——右翼派教職員中的超級保守主義者——仍然受到同儕的尊敬。他不僅是法律教授，偶爾還是個執業律師，專長于國際專利法——主要是德國和東歐國家之間的交流——而這項副業的收入，更使他的物質生活水平高於他的許多同事。他酷好莫色耳葡萄酒和烏曼雪茄。他也是個天主教徒，雖然並不狂熱。

　　蘇菲先前告訴我，有關他年輕時的事及他的教育都是真的。蘇菲經常聽他說，除了透過德國之外，落後而又飽受欺淩的波蘭，如何尋得救助及優雅的文化？對於波蘭這樣一個結構散漫的國家，還有什麼國家主義比講求實際卻令人悸動的納粹國家主義更適合？卑爾根斯基教授既不是個自由論者，也不是個社會主義者，而是國家民主黨的創始者之一；這個政黨的主要宗旨之一就是反閃人主義。

　　一九二〇年代各大學攻擊猶太學生蔚為風尚。教授當時三十多歲，是溫和派中前途看好的年輕黨員。他在一份領導性的華沙政治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悲歎這些攻擊的文章，使得蘇菲在多年之後不禁想著，他是否不曾感受過急進烏托邦的人道主義。她曾說他父親為畢蘇斯基在二〇年代末期，把極權主義統治帶到波蘭而痛恨這位將軍，她說錯了。她後來知道，她父親的確痛恨畢蘇斯基，但主要是為了他以獨裁的方式，一再頒發保護猶太人的勅令。一九三五年畢蘇斯基一死，保護猶太人的法律便鬆散了，波蘭的猶太人再次陷於恐慌。

　　教授又一次——至少是初期——提及溫和手段，他加入了具有法西斯精神的國家急進党，在波蘭各大學學生間開始居於指揮地位，再度提出不該對猶太人拳打腳踢，不僅是在校園裡，在街道上亦然。不過他所以反對使用暴力並非基於意識，而是基於邪惡的計算；在他的著作中，他堅持長久以來的觀念：他開始有條不紊地以哲學化的立場來解釋，必須排除在各行業中的猶太人，而就由學術界開始。

　　他大肆討論這個問題，寄了無數的論述給波蘭及德國各文化中心——如波昂、慕尼黑、曼漢、德列斯登等地——的著名政治法律刊物。他的主題之一是「多餘的猶太人」，寫到「人口遷徙」和「放逐」的方式。他是政府派往馬達加斯加偵測猶太人定居的可能性的要員之一。（她還記得他帶了個非洲面具回來——曬得一團黑。）雖然他仍不贊成暴力，卻已開始動搖，而他堅持要立刻得到這個問題的實際答案，也愈來愈心切。他的態度逐漸變得狂熱，他成為種族歧視行動的領導者，並且是孤立猶太學生必須在「猶太椅」上課的提倡者之一。

　　他對於經濟危機有尖銳的分析，在華沙發表煽動群眾的演說，他怒吼道，在經濟蕭條時期，來自各處氾濫城市的猶太人，有什麼權利和誠實的波蘭人競爭工作機會？一九三八年末，他的情緒達到最激烈的地步，著手寫他的巨構，也就是先前提及的宣傳小冊，第一次謹慎地提出了「全數廢除」的想法。語意不明，小心翼翼——但確實寫了出來。廢除。不是野餐之舉。全數廢除。此時，蘇菲常聽寫她父親的口述，和奴隸一樣謙卑，為他做各種秘書性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冬天，她費了整整一個禮拜為他打好這一份「波蘭的猶太人問題：納粹主義有解答嗎？」的手稿，對她父親的決心才有所領悟。

　　蘇菲述及這些往事時，我雖一再追問，卻無法完全獲知她童年及少女時期的生活，只是對某些事有格外深刻的瞭解，例如，她對她父親的卑屈是百分之百的，如同赤道雨林區的匹克米族文化一樣，為人子女者也要完全的效忠。她告訴我，她從不對這種忠誠質疑，自小到大她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波蘭的天主教義要求一個父親理應受到尊敬。她每天要說「是的，爸爸。」和「不，謝謝你，爸爸。」她和她母親都必須遵守這種義務的服從。她承認，或許她有被虐狂也不一定。畢竟，即使是在她最悲傷的回憶中，她也常告訴自己，父親對她們母女並不真的殘酷；儘管他威嚴高傲，仍然有幽默的時候。為了維持快樂，一個家裡的暴君不可能毫不講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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