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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我想過我對音樂的喜愛,大概和我對生命本身的喜愛相若,真的。我們常參加音樂會。我還小的時候,每每在夜晚時睜著兩眼躺在床上,聽著我母親在樓下彈鋼琴——她會彈舒曼或肖邦,有時候是貝多芬或史卡拉第或巴哈,她的琴彈得非常好。我會清醒的躺在床上,傾聽由樓下傳上來的美妙樂曲,覺得又溫暖又舒適又安全。我常認為沒有人擁有比我更好的父母親或更好的生活了。我會幻想著,有一天當我不再是個孩子,也許結了婚,成為和我母親一樣的音樂老師。我想著,這將是一種多麼好的生活,彈奏並教授美好的樂曲,嫁給和我父親一樣的好教授。」

  「我的雙親都不是克瑞科本地人,我母親是洛次人,我父親則來自盧布林。他們還是學生的時候在維也納結識,我父親在奧地利科學院讀法律,我母親則在那個城市研習音樂。他們兩人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我是在宗教氣氛濃厚的環境下長大的,我望彌撒,念的又是教會學校,不過我並不是說我是個非常信仰上帝的宗教狂,我父母親也不是。他們的思想非常自由——甚至可以稱為社會主義者——他們總是投票給自由黨或民主黨。我父親痛恨畢蘇斯基,(譯注:波蘭將軍及政治家,1918~22任波蘭總統,1926~28及1930時出任總理。)說他對波蘭的危害比希特勒更甚。畢蘇斯基死的那一晚,他痛飲慶祝。他是個和平主義者,我父親,雖然他常說這是波蘭的光明時代,我知道他心裡憂鬱而擔心。

  我曾聽他對我母親說——那必定是一九三二年左右——他沉重地說:『這不可能延續太久。一定還會有戰爭。命運不允許波蘭人享有很久的快樂。』我還記得,這幾句話他是用德語說的。在家裡我們常用德語交談。在學校裡我學會說流利的法語,但是我講德語更能駕輕就熟。你知道,那是維也納的影響。我的父母親曾在那裡待過一段時期,而且我父親是個教授,德語是當時許多學者所用的語言。我母親很會燒維也納食物。哦,她的手藝真是好!我還記得有種叫做梅特妮布丁的點心,裡面有很多核桃、奶油和柑橘皮,非常可口。」

  「我知道老是聽我說我父母親有多麼的好,你大概會感到很厭煩。納森——你知道,他現在很好,很平靜,他是在好心情的——週期,是這麼說的吧?可是當他心情很壞的時候,就像你第一次看到他時那樣——當他發脾氣時,他就會罵我是只反猶太的波蘭豬。哦,他的語言,他還用英語罵一些我從來沒聽過的話!但大部份都是:『你這只肮髒的波蘭豬,你在宰殺我,像你們那些肮髒的豬玀總是殺害猶太人那樣的宰殺我!』我想要和他說理,可是他不肯聽,他發怒時就是這麼不可理喻,在這種時候,告訴他有許多波蘭人像我父親一樣好是沒有用的。

  爸爸在盧布林出世時,那裡還是俄國人的領地,許多猶太人因為那些對抗他們的措施而受苦。有一次我母親告訴我——因為我父親絕不會談這種事情——父親年輕的時候,曾和他那個牧師兄弟冒著生命,讓三個猶太家庭躲在他家裡,避開哥薩克士兵。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在納森發脾氣時對他說這些,他只會對我更大聲的吼著,罵我是肮髒的波蘭說謊豬。哦,那時候我總得讓著他,不要理他,掉頭想些別的事情,等著他氣消,他又會對我溫柔了。」

  「我第一次聽到我父親說:『馬森莫德』:大概是十年前,也就是戰前一、兩年。那時報紙披露過,德國納粹對猶太集會和猶太商店的可怕指示。我記得我父親第一次說到盧布林的事,還有他所見到的一些措施,然後他說:『禍害先起自東方,現在又來自西方。這一次將會是馬森莫德。』那時我並不完全明白他所說的話意味什麼,大概因為克瑞科裡雖然也有條猶太街,但那裡的猶太人卻比別處要少。

  再說,我並不認為他們有什麼不同,也不以為他們會被迫害或淩辱。我想我是很無知的,丁哥。那時候我已經嫁給了卡西岷——你知道,我非常、非常年輕的時候就結婚了,我想我的心態仍是個小女孩,認為這種美好的生活舒道、安全,將會永遠持續。媽媽、爸爸、卡西岷和喬莎(喬莎是蘇菲的昵稱)——都快活的住在一幢大房子裡,豐衣足食,看書寫字,傾聽巴哈的樂曲——哦,永遠。我真不明白我怎麼會那麼蠢。

  卡西岷是個數學講師,我們是在我父母親為大學裡的年輕教師舉辦的宴會上認識的。卡西岷和我結婚的時候,我們曾計劃像我父母親那樣到維也納去。就像他們在那裡念書的方式差不多。卡西岷在奧地利學院攻讀數學博士學位,我研習音樂。我從八、九歲起就開始學琴,我要在曾經教過我母親的名教授那裡學習。但是那年德奧締結同盟,德國進駐維也納。情勢開始緊張,我父親說我們也將會參戰。」

  「我們在克瑞科最後一年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仍然不敢相信那種合家共度的生活會有所改變。卡西岷很愛我,我非常幸福。他慷慨、溫柔,又知識卓越——丁哥,你看,我只會被有學問的人吸引。我不能說我愛卡西岷勝過納森——我愛納森愛得心痛——也許愛是不能比較的。總之,我很愛卡西岷,受不了戰事即將來臨,卡西岷很可能會成為一名軍人。因此我們不去想它,仍然過著平常的生活;聽音樂會、看書、到城裡散步,在散步時,我開始學說俄語。

  卡西岷是布瑞斯裡人,那個地方被俄國人統治了很久,因此他的俄語說得很地道,他盡心教導我。我父親就不一樣,他雖然也出生於俄國人統治的地方,卻很痛恨俄國人,拒絕說他們的語言。不管怎樣,在這段時間我避免去考慮這種生活即將終結。呃,我知道必定會有些改變的,但那是自然的改變,你知道,譬如搬出我父母的房子,建立屬￿我們自己的家庭。可是我認為這是戰後的事情,如果有戰爭的話,戰爭也會迅速結束,德國人會戰敗,卡西岷和我就可以照原定的計劃到維也納去念書。」

  「丁哥,我竟然會這麼想,實在是太天真了。就像我的史丹洛叔叔,他是我父親的弟弟,也是波蘭騎兵隊裡的一名上枚。我最喜歡這個叔叔,他充滿活力,笑聲開朗,無知的熱愛波蘭——好像波蘭立國那麼多年來,從沒有被魯普士人、奧地利人或俄國人統治過,而是和法國或英國一樣的和平。

  他到克瑞科來看我們時,總是穿著軍服,戴著佩刀,一臉絡腮胡,高談闊論,談笑風生,說德國人要是想攻打波蘭,就會得到很好的教訓。我父親對我叔叔還是很好,不理會他的說法,但卡西岷是個直接了當、具有邏輯觀念的人,總會和史丹洛叔叔爭辯,問他當德軍開著坦克入侵時,波蘭有多少可用之兵。我叔叔會說,地勢才是最重要的,波蘭騎兵熟知地形,德軍在不明就裡的情況下會全軍覆沒。你知道這個爭論的結局——一場大災難,在三天之內。哦,那一切都是愚蠢、英勇而又徒然的。那些士兵和那些馬匹!而且很可悲,丁哥,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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