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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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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九月,德軍進駐克瑞科,我們害怕、驚慌,痛恨這種變卦,但是我們保持平靜,只想著最好的結果。丁哥,最初情形並不太糟,因為我們相信德國人會對我們以禮相待。他們並沒有像轟炸華薩那樣的轟炸克瑞科,我們覺得受到特殊的待遇和保護。德軍的品行良好,我記得我父親說過,這證明了他久已相信的事實。那就是德軍承襲古普魯士的傳統,有榮譽感和正直的信仰,因此他們絕不會傷害或淩辱平民。 而且當我們聽到數千名士兵以德語交談時,還感到格外安心,因為我們家也慣用德語。因此最初我們雖然驚慌,情況卻並不很糟。我父親聽到華沙慘遭蹂躪的消息時十分痛心,但他說我們一定要繼續過以前的生活。他說他對希特勒對知識分子的想法並不抱以幻想,可是維也納、布拉格等地的許多大學教師仍被允許繼續執教,他認為他和卡西岷也不會例外。然而周複一周的消逝了,什麼事也沒發生。我們開始覺得克瑞科將會逃過一劫,安然無恙。」 「十一月的某天早晨,我到聖瑪麗教堂去望彌撒——你知道,就是那間有人吹號的教堂。在克瑞科時我常去望彌撒,德國人來了也沒有改變,去祈禱戰爭結束。也許在你聽來會覺得我的動機自私可笑,丁哥,因為我希望戰爭結束最主要的原因是,這樣我就可以和卡西岷到維也納去讀書了。哦,當然祈禱還有數百萬個其他原因,不過人都是自私的,我的家人很幸運地都沒有受到戰爭的折磨,因此我只希望戰爭結束,讓我們再回復舊日的生活。這天早上我在彌撒中祈禱時,卻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使我驚慌不已。 我不知道我在怕什麼,只是突然間停止禱告,感覺吹襲教堂的風在我四周打轉,潮濕而冰冷。然後我記起了使我驚慌的原因何在。因為我想到當天早上克瑞科區新上任的納粹總督,召集大學的教職員在大學中庭集合,說是要發佈佔領期間教職員的新規則。那並沒什麼大不了。那只是個簡單的集會。他們那天早上都在那裡。我父親和卡西岷前一天才聽到這個指令,而且聽起來合情合理,沒有人進一步思索。但在這一剎那我感到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我奔出教堂,跑到大街。」 「哦,丁哥,我告訴你吧:我再也見不到我父親和卡西岷了。我跑著,這段路並不遠,當我到達大學時,中庭前方的大門口聚集了一大群人。那條街的交通封鎖了,德國的大卡車停在街頭,還有數以百計攜帶來複槍和機槍的德軍。街心設了圍柵,那些德國兵不讓我過去。就在這時,我看見了一個熟人,渥那教授夫人,她丈夫在大學裡教化學。她變得歇斯底里,哭喊著跌到我的雙臂中,說:『哦,他們全都走了,他們全被帶走了!全部!』 我不敢相信,我無法置信,但另一位教職員的妻子哭著走近我們身邊說:『是的,那是真的。他們都被帶走了。我丈夫——莫淩教授也被帶走了。』我開始漸漸相信了,我看著那些關得緊緊的卡車開向街尾,朝西駛去,這才接受了事實,放聲哭泣。我跑回家去告訴我母親,我們相擁而泣,哭成一團。我母親說:『喬莎,喬莎,他們到那兒去了?那些德國人把他們帶到那裡去了?』我說我不知道。直到一個月後我們才獲悉,我父親和卡西岷被送到薛辛霍森的集中營,在新年那天被槍斃了。只因為他們是波蘭人,而且是教授,他們被謀害了。還有其他教師,總共大約是一百八十名,沒有一個人回來。這件事發生後不久,我們就到華沙去——我必須找一份工作……」 「過了那麼漫長的歲月,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時,我在瑞典的難民中心。我常會回想我父親和卡西岷被殺的時候,還有我所流過的淚,奇怪何以在種種境遇之後,我竟然哭不出來了。這是真的,丁哥,我已經麻木不仁。我沒有任何感覺,似乎我體內已經沒有可以傾泄的淚水。在瑞典那兒,我和一個來自阿姆斯特丹的猶太女人成為好友,她對我很好,特別是在我自殺未遂後。 我想我並沒有很用力,用一片玻璃割手腕,血流得不多,但是這個猶太婦人開始對我友善,那年夏天我們談了很多,她曾被送到我待過的那個集中營,失去了兩個姊妹,我不明白她是如何逃過劫難的,許多猶太人在那裡遇害,你知道,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可是她和我一樣,是少數的倖存者。除了德語外,她的英語說得非常流利,我開始跟著她學英文,因為我知道我可能會到美國來。 「她的信仰虔誠,這個女人,常常到那裡的猶太教堂去祈禱。她告訴我她仍非常相信上帝,有一次還問我是不是相信它——基督教的上帝——就如她相信她的上帝亞伯拉罕(譯注:希伯來族的始祖)的上帝。她說她的遭遇使她對它的信仰愈加堅定,儘管她知道現在有許多猶太人覺得上帝已經遠離了世界。我對她說是的,我曾經信仰基督和聖母,但過了這些年後,現在我也和那些認為上帝已永遠離去的猶太人一樣。 我說基督已經離棄我了,因此我不能再向它祈禱,像以前在克瑞科時那樣。我不能再向它禱告,我也哭不出來。她問我怎麼知道基督已經離棄我了,我說我就是知道,我知道只有一個沒有憐憫,也不再照拂我的上帝,才會允許讓我所愛的人被殺,讓我在這樣的罪愆中活著。他們的慘死已經夠可怕了,但是這種罪愆尤其令我難以忍受。一個人可以受苦,但是所受的苦也有限度……」 「也許你會認為這只是芝麻小事,丁哥,可是讓一個人連一聲告別、一句慰藉或瞭解的話也沒有便死了,實在使人受不了。我曾經寫過許多封信到薛辛霍森去給我父親和卡西岷,這些信總是被注明『查無此人』而退了回來。我只是想告訴他們我有多愛他們,特別是卡西岷;並不是我愛他勝過爸爸,而是我們最後一次在一起時吵了一架。我們幾乎從不爭吵,我們結婚三年多了,我想偶爾鬥鬥嘴也是無可厚非的。 總之,在那個可怕的日子來的前一晚,我們大吵了一場,我不記得究竟是為了什麼吵,真的,我叫他『斯帕達』——這句波蘭話的意思是『去死吧』——他沖出房門,那一晚我們沒有同室而眠。此後我甚至沒再看過他一次。這就是我難以忍受的原因,我們甚至沒有和氣的別離,一個吻,一個擁抱,什麼也沒有。哦,我知道卡西岷明白我還是很愛他,我也知道他愛我,然而不曾聽我親口說出,表達我們對彼此的愛,他必然很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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