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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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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人類在月球上行走兩個月之後,喬伊說服了她父親和她母親,終於離開了父母家,搬進了公寓。這是一個普通的三間半居室公寓。為了安慰一下她母親,喬伊到紐約大學學習電影課程,只要她看來是在於一點「正經事,」她母親就不至於找大多麻煩。 她母親擔心喬伊吸毒;擔心喬伊懷孕;擔心喬伊墮胎;擔心喬伊與某一個男孩子同居,擔心喬伊和她的未來,當喬伊告訴她,艾維要同她男朋友結婚的消息後,她母親感到非常不安。她的男朋友叫傑克·洛加,他是一個美國人與黎巴嫩人的後裔。喬伊從她母親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母親擔心喬伊會跟著艾維學,也許會同一個中國佬結婚,或甚至更差的人結婚。當然,她母親從來也沒有這樣公開說過。 艾維的母親和繼父已經分居,並向法院正式提出離婚。當艾維告訴喬伊,說她準備同傑克結婚時,喬伊問道:「他是否將是你的第一個丈夫?」 艾維原來預計她至少要結三到四次婚。 「不。」艾維說,「我跟他結婚是要跟他白頭到老。我受不了那麼多次離婚的折磨。」 喬伊自己單獨住的第一年也是六十年代的最後一年。這一年也使喬伊由被動變為主動,由破壞性轉變為創造性。這一年,喬伊感到生活中充滿了愛。 喬伊實際上喜歡紐約大學。她的同學們都象她自己,而不象阿茲利學校的那些受到庇護的富人的孩子,他們反抗性強,不守規矩,並不幸福。她這些同學有來自富人家庭的,也有來自窮人家庭的和中產階級家庭的。他們中間有黑人、白人,也有猶太人和新教徒。還有來自非洲國家的留學生。象喬伊一樣,他們都是性發育過早,感情不成熟。象喬伊一樣,他們都是生長在六十年代。對這樣一個迅速轉變的社會發出的相互矛盾的信息感到迷茫。 這使喬伊感到,她的行為並不乖僻。她發現,其他人在正確認識自己和他們究竟想要什麼的問題上也同樣遇到了困難。他們被告知「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可是到了十五歲、十六歲,他們仍然還大小,因而不能知道他們的「事情」到底是什麼。到了十六歲、十八歲,他們還都在探索著自己的個性。正是在這變更的年代,喬伊遇到了特裡·巴斯。 喬伊和特裡都在同一電影班裡學習。他們在一起研究電影歷史,從無聲電影到最新的影片。他們分析歷史上偉大的人物:愛因斯但,威爾斯,肖邦和德·米勒;研究製片廠的發展過程:華納兄弟影業公司,福克斯和帕拉芝特;研究戰後現實主義:迪·希卡,弗尼米;研究五十年代的新潮和名導演的出現:特魯福特,戈達德、布尼爾和安東尼奧尼;他們談論現在,研究庫羅沙瓦,波戈丹洛維奇和伯褒曼。 電影就是他們的快樂,就是他們的感情。他們從《派登》到《愛情的故事》,從《飛機場》到《麻西》,什麼電影都看了。他們認識到,他們所知道的一切,包括他們的好奇心、理想和志向都是受電影的影響而形成的。他們是接受來自於電影膠片反射到屏幕上的圖像、印象和信息的第一代視覺觀眾。麥克努翰是他們的預言家和哲學家。根據他的理論,他們都是世界村的居民。 他們分析了共同的熱情,共同的公民感,他們很自然地發現,他們有著相似的過去。就象喬伊和她爸爸志同道合,而對她媽心懷不滿一樣,特裡的母親是他的同盟軍,而他父親則是他的敵人。他們發現,喬伊通過反抗來表達感情上的疏遠,而特裡則把感情隱藏起來。當他們發現各自的防禦後面的真情,他們產生了相互的信任感,成為要好的朋友。當他們相互吐露得越來越多,當他們感到不用擔心對方會背叛自己,當他們共同分享著秘密、屈辱和夢想的時候,很自然,他們也就成了情人。 事情發生在1970年5月5日,也就是在肯塔基發生槍擊事件後的第二天,紐約大學的每一個人都感到個人安全受到威脅。就在美國四月三十日在柬埔寨採取行動後,在華盛頓廣場公園爆發了遊行示威,抗議美國入侵的請願書由學生們和教職員工們傳遞著並簽上了字,然後送到白宮交給尼克松總統。示威是平靜和有秩序的。特種警察部隊接受命令開進了公園,他們雙臂交叉,掛著手槍站在那裡。而發言人則在那裡講演,譴責美國入侵亞洲,請願書傳遞著,簽上字後又送回到組織者手中。當這一切結束後,抗議者漸漸散去,他們有的回到教室,有的到圖書館,有的則出去上咖啡館。警察也悄悄地撤走,示威遊行結束,而沒發生任何事故。 肯塔基外槍殺四名學生使全體學生都感到震驚。非常容易,非學容易地會想像到同樣的事會發生在曼哈頓。所需要的只是一個便衣警察的發癢的指頭扳動扳機,一個經常侮辱別人留長髮,對別人吼叫「法西斯豬」的便衣警察。 當天晚上,禮堂舉行了蠟燭悼念活動。全部學生和教師都參加了,每人手裡都端著一支蠟燭。空啤酒瓶,盛冰淇淋的紙杯,彎曲的鐵絲大衣架,裝紙巾用的紙板卷以及瓷器茶几都被改造成了蠟燭台。在黑暗的禮堂中,只有成百上千的蠟燭火焰在閃爍春。學生會的主席做了關於平等、自由、真理和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力的短暫、簡單的講話。當他講話結束時,禮堂裡沉默了一是。這是沒有計劃而一致的行動。因此,更具有力量。由於悲劇而團結在一起的人群靜靜地、緩緩地列隊走出了禮堂。 喬伊不想回到自己的房間,她不想獨身一個人呆著。她在人群中發現了特裡,他們一起朝第六大街的赫沃德咖啡館走去。 「被槍殺的也有可能是我們。」喬伊說完喝了一口咖啡。「那樣我們現在就可能死了。如果我們去了肯塔基州,被槍殺的也許會是我們。」 「我原想,他們最多會象在芝加哥所做的那樣對待我們。我原想他們最多只會是用催淚彈驅趕人群。但現在如果你與他們有不同意見,他們就會殺了你。」 「去年他們在月球上行走,」喬伊說,「而今年他們則在地球上殺人。我真不知道他們準備什麼時間到月球上去殺人。我猜想,一旦他們準備在月球上殺人,他們會讓我們從電視裡觀看的。」 「記得《花的力量》嗎?」特裡問道,喬伊完全知道,他指的是什麼問題。 「還有《海特——阿希伯裡》和做愛,而不是戰爭?」 「最後一個好年頭是一九六七年。」特裡說,「當時人們還存有希望,至少我當時就有。」 「我也有。我從來沒想到希望會結束。還記得《不盡的夏天》嗎?現在要記住這些都很困難了。」 喬伊沉思了一會,想起那首《頭戴鮮花走向舊金山》的歌。據說那應是寶瓶座時代的開端,遺憾的是,還沒有真正開始就結束了。喬伊感到,她還沒有經歷完過去就已經失去了過去。這是她被騙走的另一件東西。 「那就好象是很久以前的事。」特裡說。「令人可笑的是象我們這麼大年紀也懷念過去。我原想,只是當你老了以後才懷舊。」 「我想等你老了以後,等待你的就是死。」喬伊說。 「我已有兩年沒和任何人睡覺。」喬伊說。他們喝完了咖啡,在第八街上朝東走去。明亮的路燈說明現在沒有危險。他們在沉默中走著,沒有靠在一起。喬伊也不知道,她為什麼會說出這句話。她從來沒告訴過別人,連艾維也沒告訴過。和她睡覺的最後一個男人就是巴巴多斯的滑水橇教練溫什頓。自從那時以後,她對性交完全失去了興趣。她認為這種關係只有欺詐,保證,而沒有真正的賦予,就好象她小時候從電視商業廣告中選訂的低賤的塑料玩具一樣,它們都很精緻,包裝講究,看一眼就會給你以無窮的歡樂,但一玩就會散開。她原以為性交,就象一件新玩具,一件新衣服,一個新口紅一樣會改變她的生活,會使生活得更好,更有趣,更令人興奮,但實際上什麼也沒改變,就好象又一個保證沒有得到實現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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