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回歸線(5)_亨利·米勒

五

　　到瓦萊絲佳出現的時候，我已經雇了好幾個軍團的送信人了。我在「落日處」的辦公室像一條沒有遮蓋的污水溝，臭烘烘的。我剛往裡探了一下身子，就立即從四面八方聞到了這種味道。首先，我攆走的那個人在我到來的幾周之後，便傷心而死。他硬挺的時間也夠長了，正好等到我闖進來，他便嗚呼哀哉了。事情來得如此神速，我都沒有來得及感到內疚。從我到達辦公室那一刻起，漫長的大混亂便開始了，從不間斷。在我到達前一小時——我總是遲到——這地方就已經擠滿了申請者。我得用胳膊肘開路，奪路走上樓梯，嚴格講，是拼了命擠到那裡去的。海邁的情況不如我，因為他被束縛在隔牆那兒。我還沒來得及取下帽子，就得回答十幾個電話。我桌上有三部電話機，都同時響起來。甚至在我坐下來辦公以前，它們就吵得我尿都憋不住了。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得一直等到下午五六點鐘。海邁的情況不如我，因為他被束縛在電話交換機那裡。他從早上八點，一直坐到下午六點，指使「名單」們跑來跑去。「名單」就是從一個營業所借到另一個營業所去幹一天或一天裡幹幾個小時的送信人。許許多多營業所當中，沒有一個的人員是滿的；海邁不得不和「名單」們下棋玩，而我卻忙得像個瘋子一樣，來堵缺口。如果我在一天裡奇跡般地填滿了所有的空缺，第二天早上，會發現一切還是老樣子——或者更糟也許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手是穩定的，其餘都是臨時的。穩定的人手將新來的人手趕跑了。穩定的人手一星期掙四五十美元，有時候六十至七十五，有時候一星期掙一百美元之多，也就是說，他們遠比職員掙得多，往往也比他們自己的經理掙得多。至於新來的人，他們發現一星期掙十美元都很難。有些人幹了一小時就退出了，往往將一捆電報扔進垃圾箱或陰溝裡。無論他們什麼時候退出，都會要求立即付給他們報酬，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複雜的會計制度規定，至少得過十天以後，人們才能說出一個送信人掙了多少錢。開始，我請申請者坐在我旁邊，詳細地向他解釋一切，直說到我嗓子沙啞。不久我就學會節省力氣來用於必要的盤問。首先，每兩個小夥子中就有一個是天生的說謊家，如果除此之外不是一個無賴的話。他們當中許多人都被雇用又被開除了多次。有些人認為這是尋找另一份工作的絕妙方法，因為工作關係，他們有機會來到他們本不可能涉足的成百上千個辦公室。幸好有個可靠的考麥克戈文，他看門、分發申請表格，並有照相機一般的眼力。還有我身後的那些大本子，裡面有經受了考驗的每一個申請者的履歷。這些大本子很像一種警察局檔案，畫滿了紅色的墨蹟，表明這樣或那樣的失職。從證明材料來判斷，我的處境很麻煩。每兩個名字中就有一個同偷竊、詐騙、吵架或癡呆、性反常、弱智等有關。「當心——某某人是癲瘟病患者！」「不要此人——他是黑鬼！」「小心——某人在丹納摩羅呆過——要不就在新新監獄。」

　　假如我是一個墨守成規的人，那就誰也休想被雇用了。我必須迅速根據經驗，而不是根據檔案或我周圍那些人的話來瞭解情況。要鑒別一個申請者，有許許多多細節要考慮：我不得不一下子把他們全接受下來，而且要快，因為在短短一天中，即使你是傑克·魯濱遜哪樣的快手，你也只能雇這麼些，不可能再多。而無論我雇多少，怎麼也是不夠的。第二天一切又從頭開始。我知道，有些人只幹一天，但我不得不照樣雇他們。這個體制從頭到尾都是錯的，但我無權批評它。我的職責就是雇用和開除。我處於一個飛速旋轉的轉盤中心，沒有東西能停下來不動。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技師，但是按照上級的邏輯是，機械部分沒有毛病，一切都好極了，只是具體事情上暫時出了點兒問題。事情暫時出了問題，就造成癲癇、偷竊、破壞、癡呆、黑鬼、猶太人、妓女，等等——有時候還有罷工與封閉工廠，因此，根據這種邏輯，你就拿一把大掃帚，去把馬廄打掃乾淨，要不就拿大棒與槍炮，打得那些可憐的白癡明白，再不要為那種認為事情從根本上出了毛病的幻想而痛苦。時常談論一下上帝是件好事，或者讓一個小團體唱唱歌——也許甚至時常發點兒獎金也是無可非議的，這是在事情正可怕地惡化，說好話已不起作用的時候。但是總體上來說，重要的事情是不斷雇用與開除；只要有兵，有彈藥，我們就要衝鋒，就要不斷掃蕩各條戰壕。這期間，海邁不停地吃瀉藥靈丸——足以把他的屁股撐破，假如他曾經有過屁股的話，但是他不再有一個屁股了，他只是想像他在上廁所，他只是想像他在坐著拉屎。實際上這個廢物蛋是在發呆。有許多營業所要照料，每一個營業所都有一幫送信人，他們如果不是假設的也是虛幻的，但無論他們是真是假，確切還是不確切，海邁都得從早到晚把他們差來差去，而我則堵窟窿。其實這也是憑空想像的，因此當一名新手被派到一個營業所去，誰又能說他會今天到那裡，還是明天到那裡，或是永遠也到不了。其中有些人在地鐵裡或摩天大樓底下的迷宮迷了路；有些人整天就在高架鐵路線上乘來乘去，因為穿著制服是可以免費乘車的，也許他們還從未享受過整天在高架鐵路線上乘來乘去的樂趣呢。其中有些人出發去斯塔膝島，卻到了卡納爾西，要不就是在昏迷中由一個警察帶回來。有些人忘記了他們住在哪裡，徹底消失了。有些人我們雇用在紐約工作，卻在一個月後出現在費城，好像這很正常，而且是天經地義的。有些人出發去目的地，卻在中途決定，還是賣報紙更容易些，然後他們就會穿著我們發給他們的制服去賣報紙，直到被發現。有些人則受某種古怪的自我保護本能的驅使而徑直去了觀察病房。

　　海邁早晨一到辦公室，先是削鉛筆；無論有多少電話打來，他都一絲不苟地削，他後來解釋給我聽，這是因為，如果他不是一下子馬上把鉛筆削好，那麼就再也沒有機會削了。其次是看一下窗外，瞭解天氣如何，然後，用一支剛削好的鉛筆，在他放在身邊的用人名單的最上面，畫一個小方框，在方框內寫上天氣預報。他還告訴我，這往往會成為不在犯罪現場的有用證明。如果雪有一尺深，或者地面被雨雪覆蓋，即使魔鬼本人也會被原諒，沒有更快地把「名單」們差來差去，而人事部經理亦會被原諒，沒有人在這樣的天氣裡填補空缺。不是嗎？但是，他削完鉛筆後，為什麼不先去上廁所，卻馬上埋頭於電話交換機，這對我來說是個謎。這一點，他後來也向我解釋了。總之，一天以混亂、抱怨、便秘、空缺開始。它也是以響亮的臭屁、污濁的氣味、錯位的神經、癲癇並腦膜炎、低收入、拖欠工資、破鞋、雞眼與腳並扁平足、失竊的袖珍書與鋼筆、飄撒在陰溝中的電報紙、副總裁的威脅與經理們的忠告、口角與爭論、大風暴衝擊下的電報線、新的有效方法與被拋棄的舊方法、對好時光希望與口惠而實不至的獎金等等而開始的。新的送信人跳出戰壕，便被機槍掃射而死；老手越挖越深，像奶酪中的耗子。無人滿意，尤其是公眾不滿意。打電報十分鐘就可以打到舊金山，但是也許要過一年，電報才能送到收報人手中——也許永遠也送不到。

　　基督教青年會迫切希望改善美國各地勞動青年的精神面貌，在中午的時間裡舉行會議，我何不派一些瀟灑的年輕人去聽聽威廉·卡內吉·小亞斯台比爾特談五分鐘關於服務的問題呢？福利會的馬洛禮先生很想知道，我是否在某個時候能撥冗聽他談談被假釋的模範囚犯，他們很願意做任何工作，甚至當送信人。猶太慈善組織的古根霍弗爾夫人會非常感謝我，假如我幫助她維持幾個破碎家庭的話。這些家庭之所以破碎，是因為家庭中的每一個人不是意志薄弱，就是瘸子或殘廢。逃亡男孩之家的哈吉爾蒂先生肯定，他完全有棒小夥給我，只要我給他們一次機會；他們全都受到過後爹後媽的虐待。紐約市長則很希望我能對持信人專門關照一下，他可以以一切作擔保——可是究竟為什麼他自己不給那位持信人一個工作，這倒是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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