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不寬容(2)_寬容

革命的不寬容(2)

　　米拉博在認識政治生活本質的方面有準確無誤的本能，他知道這個揚名遠近的讓步是不徹底的辦法。他試圖把一場社會大變革變成一個人的革命，但壯志未酬就謝世了。許多貴族和主教很後悔他們在八月四日晚上作出的寬宏大量的表示，便開始採用設置障礙的方法，這給他們的國王主子造成了致命的後果。直到兩年以後的一七九一年（整整兩年，這對於任何實際目的來說都太遲了），所有宗教派別，包括新教徒和猶太人在內，才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礎，被宣佈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自由。

　　從那時開始，各種角色就反轉過來。法國人民的代表給這個前途無量的國家制訂了憲法，要求教士們無論具有什麼信仰，都必須宣誓忠於這個新政體，就象同胞學校的教師、郵局雇員、燈塔看守人和海關官員一樣，要把自己嚴格視為國家的公僕。

　　教皇庇護六世反對這樣做。新憲法對神職人員的規定直接踐踏了一五一六年法國和羅馬教庭簽定的各項正式協定。但是議會沒有時間考慮先例或條約這類不足掛齒的小事。教士要麼宣誓效忠憲法，要麼退職餓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這個看來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他們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履行了宣誓手續。但是絕大多數教士是老實人，他們拒絕發假誓。他們已經迫害了胡格諾教派許多年，現在他們又效仿胡格諾派，開始在荒廢了的馬廄裡作彌撒，在豬圈裡交流思想，在鄉下的樹籬後面佈道，並且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到他們以前教民的家裡進行秘密拜訪。

　　一般來說，他們比新教徒在類似的情況下過的生活好得多，因為法國的秩序已散亂不堪，連採取對付憲法的敵人的敷衍了事的措施都顧不上。由於他們似乎都不想冒上斷頭臺的危險，所以那些傑出的神職人員——人們一般稱他們是拒絕宣誓的倔強分子——很快就壯著膽子要求官方承認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宗派」，並要求得到特權，而在過去的三個世紀裡，也正是他們堅決拒絕把這些特權交給自己的同胞加爾文教徒。

　　我們如今處在沒有這方面風險的一九二五年來回顧那個年代，難免感到它又冷酷又滑稽。但是官方當時並沒有就他們的要求採取明確的措施，因為議會已經很快被極端的激進分子完全控制了。由於法庭的背信棄義，加上國王陛下愚蠢地與外國結盟，結果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裡就引起了從比利時海岸到地中海海濱的驚恐慌亂，它導致了從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至七日的一系列屠殺。

　　從那時起，這場革命註定要墮落為恐怖統治。饑餓的民眾開始懷疑自己的領袖正在搞一個大陰謀，要把國家出賣給敵人，這時哲學家們想徐圖漸進取得成果的打算便成了泡影。下面發生的劇變在歷史中並不足為奇。在這樣大的危機之中，處理事務的權力很容易落在無情無義的人手裡，認真學習歷史的學生都很熟悉這種情況。但是這齣戲的主要演員竟是個一本正經的人，一個楷模，一個美德的不折不扣的化身，這的確出人意料。

　　等法國開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正本質，已經為時太晚了，這就象在協和廣場的絞架上枉費口舌說一陣過時的警告一樣。

　　到此為止，我們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這幾個角度研究了這場革命，但是只有等歷史學家變成了心理學家，或者心理學家變成了歷史學家，我們才能真正解釋或理解那些黑暗的力量，它們在極度痛苦中決定了民族的命運。

　　有些人認為是愉快和光明支配著世界。有些人認為人類只尊重一個東西：蠻橫力量。從現在起幾百年後，我們可能會在這二者之間做出一個選擇。然而有一點似乎是肯定的，在社會學的試驗室裡，法國革命是所有試驗中最偉大的，它是暴力的神聖化。

　　一些人想通過理智建立一個更具有人性的世界，但他們不是壽終正寢，就是被他們原想給予榮譽的人們處死。隨著伏爾泰、狄德羅、杜爾哥、孔多塞這些人的銷聲匿跡，新至善論的無知倡尋者變成了國家命運的名正言順的主人，他們把這項崇高的使命弄得一團糟。

　　在他們統治的第一階段，勝利掌握在宗教的敵人手裡，這些人出於某些原因，痛恨基督教的象徵。他們在過去教士專權的日子裡默默地忍受了很大痛苦，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長袍就氣忿不己，香人的氣味使他們的臉色發白，引起他們早已忘卻的狂怒。還有些人認為可以借助數學和化學來反對上帝本人的存在。他們聯合起來，開始摧毀教會和它的作品。這是件毫無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場徒勞無功的任務，但它是革命心理的一個特點，正常的變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變成了每天發生的事。於是一紙法律公文就廢除了基督的舊曆，廢除了萬聖節，廢除了聖誕節和復活節，廢除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劃分一年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個異教徒的休息日。接著，又出現了一張廢除崇拜上帝的聲明，使世界沒有主心骨了。

　　但這時間並不長。

　　在四壁空空的雅各賓俱樂部裡，不論怎樣滔滔不絕地做著各種解釋和辯解，這種虛無縹渺的主張還是很不得人心，大部分人連兩個星期就忍耐不了。舊上帝滿足不了人們的要求，那為什麼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製造出一個合於時代要求的新上帝呢？

　　於是出現了理智女神！

　　她的確實身份還是後來才弄明白的。在當時，一個標緻的女演員，穿上合適的古希臘服裝，就完全符合了人們的要求。這個女士是從前任國王的芭蕾舞團舞蹈演員中找到的，在一個適當的機會，她被人們很隆重地送到了舊信仰追隨者早已拋棄了的巴黎聖母院的高大祭壇上。

　　至於聖母，許多世紀以來她一直站在祭壇上，用完全理解的容忍目光溫和地注視著靈魂受到了創傷的人們。現在她也消失了，在被送進石灰窯變成灰漿之前，被一雙憐愛的下勿忙地藏了起來。她的位置被自由女神的塑像取而代之。這是一個業餘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隨便雕塑而成。但這並沒有完，巴黎聖母院還見識過其他發明。在唱詩班中間有四個柱子和一個屋頂，它們象徵著「哲學聖堂」，在國家的重大日子裡就成為新舞神的寶座。當這個可憐的女孩子不主持儀式、不接受追隨者的崇拜時，哲學聖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後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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