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_寬容_學達書庫

蒙田

　　有人說中世紀的城市空氣有益於自由。

　　的確如此。

　　躲在高高石牆後面的人盡可以安全地對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

　　不久以後，歐洲大陸的條件大為好轉，國際商業又成為可能，於是產生了另一種歷史現象。

　　以三個雙字詞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寬容。

　　你在一周內的任何一天，特別是在星期天，都可以改變這個論點。

　　溫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黨，紐約卻不行。紐約人如果掀起一場運動，驅逐所有猶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華爾街就會亂做一團，勞工運動沖天而起，一切都化為廢墟，不可收拾。

　　中世紀後半期正是如此，莫斯科是一個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激惱新教徒，但是在國際商業中心的諾夫格羅德卻需要小心從事，不然便會惹惱前來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蘭芒商人，把他們趕到維斯比去。

　　一個純農業國可以用一整套豐盛的份飯來泰然款待農民。似是，如果威尼斯人、熱那亞人和布呂赫人在他的圍牆裡開始屠殺異教徒，那麼代表外國公司的人便會馬上外流，隨之資金也會被抽回，使城市陷於破產。

　　不少國家並不能從根本上汲取教訓（如西班牙、教皇統治區和哈普斯堡的領地），卻依然被所謂的「對信仰的忠誠」所左右，無情地把信仰的敵人驅逐出去。結果，它們不是化為烏有，就是縮小到第七等國家。

　　然而商業國家和城市的掌管人通常都很尊崇既定事實，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嚴守中立，天主教、新教、猶太人和中國主顧都能照常經商，同時繼續忠誠於各自的宗教。

　　為了外表的體面，威尼斯通過了一項反對加爾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十人內閣卻小心地告訴憲兵，這條法令不必執行得太認真，讓那些教徒自行其事吧，願意信仰什麼都可以，除非他們真的動手把聖馬爾可抓到他們自己的會場去。

　　他們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每個星期天，新教牧師們都高聲叱責「淫蕩女人」的罪孽。但是在旁邊的街道裡，可怕的天主教徒也在一個不顯眼的房子裡默默地做彌撒，外面還有新教警長警戒，提防日內瓦宗教千冊的狂熱崇拜者闖入這個犯禁的會議，他有用的法國和意大利客人嚇跑。

　　這絲毫不是說，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們已經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會的忠誠弟子。他們一如既住，仍然是好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過他們記得，漢堡、呂貝克或裡斯本的十個經商的異教徒的善良願望，要比日內瓦或羅馬的十個寒酸教士的允許更有價值，於是他們便宜行事了。

　　蒙田有開明自由的見解（並不總是一種），而他的父親和祖父卻經營鯡魚生意，母親又是西班牙猶太人的後裔，把這兩者聯繫起來未免有些牽強附會。不過據我看，商人長輩對蒙田的觀點有很大影響。他作為戰士和政治家，整個一生的特點就是深惡盲信和偏執，這要起源於離波爾多主要碼頭不遠的一家小魚鋪。

　　我如果當著蒙田的面這樣說，他是不會感謝我的，因為他出生的時候，所有「生意」的痕跡都從華麗的家族紋章中小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親獲得了蒙田地方的產業，便無度地花錢，想讓兒子成為紳士。蒙田剛剛會走路，私人教師便在他的可憐小腦瓜裡塞滿了拉丁文和希臘文。六歲的時候他被送往高級學校，不到二十歲便成為波爾多市議會的羽毛豐滿的一員了。

　　接著他從了軍，還在法院工作過。三十八歲時父親死了，他退出了所有的外界活動，把餘下的二十一年（除去幾次違心地短期介人政治）都消磨在他的馬匹、狗和書的上面，而且都有所研究。

　　蒙田可以稱做是劃時代的人物，卻有幾個弱點。他從沒有徹底擺脫某些感情和禮儀，這個魚販的孫子相信這才是真正的紳士風度。他直到死去的時候，還一直說他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個鄉村紳土，到了冬天沒有事情做，才草草記下一點略有哲學內容的雜亂思想。這全是廢話。如果說有誰把他整個的心、靈魂、美德和罪惡以及一切都獻給自己的書，那就是這位能和不朽的達爾塔昂匹敵的開朗的紳士。

　　由於心、靈魂、美德和罪孽都屬這個豁達大方、深有教養和性格宜人的人，他的全部作品要比文學作品更勝一籌，它們已經發展成為明確的生活哲理，它們以常識和實際的日常體面為基礎。

　　蒙田生為天主教徒，死時依然故我，年輕的時候還加入過法國貴族為把加爾文主義逐出法國而成立的天主教貴族聯盟。

　　一五七二年八月，教皇格列高裡八世歡慶殺死三千名法國新教徒，這是決定命運的一天，從這以後蒙田永遠離開了天主教會。他從來沒有加入另外一派，而且繼續參加某些重大禮儀，免得旁人饒舌，然而自從聖巴塞洛梅慘案之夜以後，他的作品便全都與馬爾庫斯、奧裡利厄斯、愛比克泰德或其他十來個希臘羅馬哲學家的著作同歸一轍了。有一篇題為《論良知的自由》，很值得緬懷，他在文章裡使用的語氣就好象是古時帕裡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國皇后凱瑟琳·德·美第奇的僕臣，他還以背教者朱利安為例，闡明真正寬容的政治家應該取得的業績。

　　文章很短，充具量才五頁，你可以在第二冊的第十九章中找到。

　　蒙田已經看膩了眾多頑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倡導的絕對自由，這種自由（在當時環境中）只會導致新的內戰。但是一經條件允許，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睡覺時不再把兩把匕首和手槍放在枕頭下面了，明智的政府就應該儘量避免干預別人的思想，應該允許所有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心靈能獲得幸福的方式熱愛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個產生這種想法並且大膽公諸於世的法園人。早在一五六〇年，凱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麥克爾·德·豪皮塔爾和好兒個意大利大學的畢業生（由此被懷疑是受了再洗禮教的薰染）就曾經說過，對異端者只宜用文字論戰。他的使人驚訝的觀點是，良知有自己的本來面目，不是靠武力可以改變的。兩年以後，他促成了《皇家寬容法》的產生，該法使胡格諾教派有權召開自己的集會，舉行宗教會議討論本宗教的事務，儼然象一個自由獨立的教派，而不是寄人籬下的小派別。

　　巴黎律師讓·保丹是個令人尊敬的公民（他保衛了私人財產，反對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裡表達的共產傾向〕，他的觀點也是這樣，否認國王有權運用武力強迫臣民進這個或那個教堂。

　　大臣們的演講和政治哲學家的論文極少受人歡迎，但蒙田的書卻在以智慧之士座談會的名義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中閱讀、翻譯和討論，並且持續達三百多年之久。

　　他的業餘身份和他只為樂趣而寫作的說法，使他深得大眾之心；不然人們絕不會買（或借閱）一本被官方列為「哲學」的圖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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