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茲尼一家(2)_寬容

索茲尼一家(2)

　　南喀爾巴阡山在那時是歐洲的「遠東」，直到十二世紀初期還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來安頓德國的多餘人口。勤勞的撒克遜農民把這片沃上變成了一個繁榮昌盛、秩序井然的小國家，有城市、學校，還有幾所大學。但這小國家還是遠離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於某種原因，希望遠離宗教法庭的親信，最好與他們相隔幾英里的沼澤地和高山，於是這個小國家便成了理想的棲身之地。

　　至於波蘭，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一提到這個不幸的國家便聯想到保守和沙文主義。但是我要告訴讀者，在十六世紀上半葉，它卻是名副其實的庇護所，保護了所有由於宗教信仰而在歐洲其它地方飽受折磨的人，這是個令人高興的驚訝吧。

　　這個出乎意料的情況是由典型的波蘭風格形成的。

　　在很長時間裡，這個共和國是全歐洲管理得最為拙劣的國家，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波蘭的上層教士玩忽職守，但西方各國主教的放蕩和鄉村牧師的酗酒也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惱事，因此沒能充分重視波蘭的情況。

　　但在十五世紀下半葉，日耳曼大學裡的波蘭學生迅速增多，這引起了維藤貝格和萊比錫當權者的注意。學生們開始提出質問。接著，事態發展到由波蘭教會管理的克拉科夫波蘭學院一垮到底，可憐的波蘭人要受教育就必須背井離鄉。不久之後，條頓大學受到新教旨的影響，華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學生也隨之入流。

　　他們功滿還鄉的時候，已經是羽毛豐滿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前期，國王、貴族和教士要消除錯誤思想的傳播還很容易。不過這樣的措施要求共和國的統治者必須團結在一項明確普通的政策之下，這當然很矛盾，因為這個奇怪國家的最神聖的傳統是，一張反對票便能推翻一項法律，即使有國會其他所有議員的支持也不行。

　　不久之後，那位著名的維藤貝格教授在宣揚他的宗教時又搞了一個經濟副產品，那就是沒收所有教會的財產，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的肥沃平原上的博爾勞斯家族、烏拉蒂斯家族和其他騎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顯傾向另一種信念，即口袋裡要有錢的信念。

　　隨著這個發現，出現了為修道院的真正領地而進行的非神聖的搶奪，造成了出名的「間歇」，自從有人類記載之時起，波蘭人就是靠這種「間歇」拖延思索時間的。在這期間，所有權力都按兵不動，新教徒便利用機會，不到一年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而且遍佈全國。

　　當然，新教長之間的爭吵最後又使農民回到教會的懷抱，波蘭又成為天主教的一個堅固堡壘。可是到了十六世紀下半葉，波蘭獲得了允許各種宗教派別並存的許可證。西歐的天主教和新教開始了殺絕再洗禮教徒的戰爭，殘存者便向東逃竄，最後定居在維斯杜拉河畔。正是這時，布蘭德拉塔大夫拿到了索茲尼關於耶穌的書，表示想認識作者。

　　喬古奧·布蘭德拉塔是意大利人，醫生，而且多才多藝。他畢業于蒙彼利埃大學，是出色的婦科專家。他從始至終都桀騖不馴，卻很聰明。他象當時的許多醫生一樣（想一想拉伯雷和塞維圖斯），既是神學家又是神經病專家，扮演的角色時常更換。他成功地治癒了波蘭皇太后的病，她原總是有幻覺，認為凡是懷疑三位一體的人都錯了，病癒後開始悔恨自己的錯誤，以後就只判決贊同三位一體教義的人。

　　這個好母后已經死了（是被情人殺死的），她的兩個女兒嫁給了當地的貴族，布蘭德拉塔作為醫療顧問，在政治上發揮了很大影響力。他知道內戰已是一觸即發，除非採取行動終止宗教上的爭吵，於是他盡力想在對立教派之間豎起免戰牌。但是達到目的需要一個比他更精於錯綜複雜的宗教論戰的人。他靈機一動，想起了寫耶穌生平的那個作者。

　　他給索茲尼寫了一封信，請他東行。

　　不幸的是，索茲尼到達南喀爾巴阡山的時候，剛剛公佈了布蘭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醜聞，那個意大利人也已被迫辭職，到無人知曉的地方去了。索茲尼留在了這個遙遠的土地上，娶了個波蘭姑娘，一六〇四年死在那裡。

　　他一生的最後二十年是最為有趣的階段，因為這時他具體表達了他的寬容思想。

　　十六世紀後半葉是大量出版宗教問答手冊，進行信仰、信條和教旨告解的時代，在德國、瑞士、法國、荷蘭和丹麥，人們都在寫這些東西。可是各地印刷草率的小冊子都表明一個糟糕的信條：他們（也只有他們）才代表真正的真理，所有宣過誓的當政者的職責，就是支持這個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劍、十字架和火刑柱懲處那些肆意信仰其它劣等真理的人。

　　索茲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它一開始便開門見山地說，它的真正意圖絕不是和別人吵架。

　　他繼續說道，「許多虔誠的人有理由地埋怨說，現在已經出版以及各個教會正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義和宗教手冊是基督徒之間產生分歧的根源，因為它們都試圖把某些原則強加在人們的良知上，把持異議者視為異端。」

　　據此，他以最正式的方法宣佈，索茲尼派絕不主張剝奪或壓抑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講到廣義的人性，他又做了如下的呼籲：

　　「讓每個人自由判斷他的宗教吧，因為這是《新約》定下的法則，最初的教會已經做出了先例。我們這些悲慘的人有什麼資格要壓抑我熄滅上帝已經在人們心中點燃的聖靈之火？我們誰能獨佔《聖經》的含義？我們為什麼不記住，我們唯一的主是耶穌基督，大家都是兄弟，有誰被賦予了壓服別人的力量呢？可能其中一個兄弟比別人博學一點，但是在自由和基督的聯繫上，我們是平等的。」

　　所有這些都絕美無倫，只是早了三百年。索茲尼派和其它新教派都不能指望在那個動盪的世界裡長期堅持自己的立場。反對宗教改革的潮流已經氣勢洶洶地開始了。成群的耶穌會神父在失去的省份裡大肆放縱。新教徒們一邊工作一邊爭吵，致使東部人很快又回到羅馬一邊。今天來到這些遠隔文明歐洲的地方的旅遊者，很難會想到曾幾何時這裡曾經是最先進最自由的堡壘，也不會猜到在可怕的路德山叢裡曾經有一個小村子，世界在那兒第一次獲得了實現寬客的明確的途徑。

　　我出於閒散好奇的緣故，最近一天上午來到圖書館，瀏覽了供我國青年瞭解過去的最流行的教科書。沒有一個字提到索茲尼派或索茲尼叔侄，所有的書都從社會民主派跳越到漢諾威的索菲亞，從撒拉森斯跳越到索比斯基。其實在這個被跳越的時期裡，偉大宗教革命的領袖是大有人在的，包括厄可蘭帕鳩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只有一卷提及了這兩個錫耶納人文主義者，不過是出現在羅列路德或加爾文所說所做的事情的一個含混不清的附錄裡。

　　預見的確有危險，但是我卻懷疑，在以後三百年的通俗歷史裡，這一切會被改變的，索茲尼叔侄會獨自享有一小章節，而宗教改革的傳統主角則下降到次要的地位。

　　他們的名字即使放在腳注裡也會顯得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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