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代的新招牌(3)_寬容

舊時代的新招牌(3)

　　況且，有一個叫內布查尼薩的，是撒沃依的公爵。凱撒的後裔正是在與撒沃依家族的無休止的爭吵中決定和瑞士的其他地區聯合起來，加入宗教改革運動。日內瓦和維登堡的聯合猶如相互利用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不是相互愛慕基礎上的結合。

　　但是，日內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一傳開，所有熱衷於各種新的千奇百怪的教義的傳教士——它們不下五十個——都湧到了萊芒湖邊。他們幹勁十足，開始宣講迄今活人所能想出的最怪誕的教義。

　　加爾文從心裡憎惡這些業餘預言家。他深知他們只會對自己所標榜的事業帶來危險，他們是熱情的戰士，但走錯了路。他休息了幾個月後，做的頭一件事便是盡可能準確、簡練地寫下他希望新教民能夠掌握的對與錯的界線。這樣，誰也不能挪用老掉牙的藉口：「我不知道呀。」他和朋友德裡爾親自把日內瓦人分為十人一組進行檢查，只有宣誓效忠這個奇怪的宗教法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權力。

　　接著，他為年輕人編寫了一本龐大的教義問答手冊。

　　他又說服了市議會，把所有仍然堅持錯誤的舊觀點的人趕出城去。

　　為下一步行動清掃了道路之後，他按照《出埃及》和《申命記》中政治經濟學家制定的規範，開始建立一個公國。加爾文象其它許多大改革者一樣，不是現代基督徒，倒更多象個古典猶太人。他嘴上崇拜上帝耶穌，但心裡卻嚮往摩西的耶和華。

　　當然，在感情壓力很大的時候常會出現這種現象。卑賤的拿撒勒木匠對仇恨和鬥爭的看法明確無誤，以至於在他的見解和暴力辦法之間不可能找到折衷物。兩千年來，各個民族、每一個人都想以暴力達到目的。

　　所以戰爭一爆發，所有有關的人便都默許了；人們暫時合上福音書，在血泊和雷鳴中興高彩烈地打滾，沉迷於《舊約》的以眼還眼哲學之中。

　　宗教改革的確是場戰爭，而且很兇殘。沒人乞求生命保障，也沒有饒恕，加爾文的公國實際上是個軍營，任何個性自由的表現都逐一被壓制了。

　　當然，這一切的取得並非沒有阻力。一五三八年，組織中比較開朗的份子的出現對加爾文形成很大的威脅，他被迫離開了城市。但到了一五四一年，他的支持者又一次掌權。在一片鐘聲和教土們響亮的讚美聲中，喬安尼斯行政長官又回到了羅呐河的城堡。從此他成為日內瓦沒有王冠的國王，在以後的二十三年中致力於建立和完善神權形式的政府，這自從伊齊基爾和埃茲拉的年代以來還沒人見過。

　　按照《牛津大辭典》的解釋，「紀律」一詞意為：「使受控制，訓練服從和執行。」它最好地表達了加爾文夢想中的整個政治宗教結構的實質。

　　路德的本性和大部分日耳曼人的一樣，是感傷主義者。在他看來，只有上帝的話才足以向人們指出通向永恆世界的道路。

　　這大不確切了，不適合法國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話可以是希望的燈塔，但是道路漫長黑暗，還有能使人忘記自己目的的各種誘惑。

　　然而這個新教牧師卻不會走彎路，他是個例外。他知道所有陷阱，也不會被收買。如果偶爾要走出正道，每週的教士例會就很快能使他認清自己的責任，在會上，所有名符其實的正人君子都可以自由地相互批評。因此他是所有真切追求拯救的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我們爬過山的人都知道，職業導遊偶爾可能成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們知道一堆岩石的險處，瞭解一塊看來很平坦的雪地的危險，他們對自己所照顧的旅行者有完全的命令權，哪個傻爪膽敢不聽命令，強言厲語便會劈頭蓋臉潑下來。

　　加爾文的理想公國中的教士也有同樣的責任感。對那些跌倒了、要求別人扶起來的人，他們高興地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一意孤行的人只要想離開已經開闢好的道路，離開大學，那只手便抽回來變成了拳頭，擊出又快又可怕的懲罰。

　　在其它許多宗教組織裡，教士也喜歡使用同樣的權力。但是地方長官嫉妒他們的特權，極少允許教士與法庭和行刑官並駕抗衡。加爾文知道這些，在他的管轄區，他建立了一種教會紀律，實際上超過了法律。

　　大戰之後出現了許多怪異的錯誤歷史概念，坯流傳甚廣，但其中最令人吃驚的是說法國人（與條頓人相比）是熱愛自由的民族，憎恨所有的管轄。數世紀以來，法國一直在官僚體制統治之下，很龐雜，卻比戰前普魯土政府的效率低很多。官員們上班遲到早退，領子也系得不周正，還抽著劣等紙煙。要不然他們就亂搞一頓，引起人們反感，象東歐的政府官員一樣，而公眾卻很溫順地接受官員們的粗魯，這對於一個醉心於反叛的民族來說真是使人驚訝。

　　加爾文鍾愛集權，是個理想的法國人。他在某些細節上已經接近了拿破崙成功的訣竅。但他不象那個偉大的皇帝。缺乏個人的雄心大志，他的胃口很差，也沒有幽默感，只是個嚴肅得可怕的傢伙。

　　他為了尋找適應於他那個耶和華的詞句，翻遍了《舊約》，然後讓日內瓦人接受他對猶太歷史的解釋，把它做為上帝意願的直接體現。一夜之間，羅呐河的這座迷人城市變成了悲哀的罪人雲集之地。由六個教士和十二個長者組成的城市宗教法庭日夜監聽著市民的私下議論。誰被懷疑有「受禁的異教觀點」的傾向，便被傳訊到長老會法庭，檢查他的所有論點，解釋從哪裡、怎樣得到那些向他灌輸有害思想使他迷失路徑的書的。被告如果有悔過表示，使可免刑，判處他到主日學校旁聽。如果他固執已見，便要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城市，不許再在日內瓦聯邦管轄區內露面。

　　但是與所謂的「教議會上院」發生矛盾，並不只是因為缺乏一點正統感。下午在鄰村玩一玩滾木球，如果被控告（常常會這樣），便有理由被狠狠責駡一番。玩笑，不管有用沒用，都被認為是最壞的形式。婚禮上搞一些智力題目就足夠啷鐺入獄了。

　　漸漸地，新天國裡充滿了法律、法令、規則、命令和政令，生活變得無比複雜，失去了昔日的風采。

　　不許跳舞、不許唱歌、不許玩撲克牌，當然也不許賭博。不許舉辦生日宴會，不許舉辦鄉間市場，不允許有絲綢和所有外表華麗的裝飾品。允許的只是去教堂，去學校，因為加爾文是個思想主張鮮明的人。

　　胡亂的禁止可以免除罪孽，但不能強迫人熱愛美德，美德來源於內心的啟迪。於是建立了優秀的學校和第一流大學，鼓勵一切治學活動。還建立了有趣的集體生活，以吸引大家的剩餘精力，使人忘記苦難和限制。加爾文的制度如果完全不考慮人的情趣，就不能存在下去，也就不會在近三百年歷史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不過，所有這些要歸功於一本論述政治思想發展的書。現在我們感興趣的是日內瓦為寬容事業做了些什麼，結論是，新教徒的羅馬一點不比天主教的羅馬強。

　　我在前面幾頁歷數了可以減輕罪孽的情況。那個時代有諸如聖巴陀洛梅大屠殺和剷除許多荷蘭城市的野蠻行徑，困此期望一方（弱的一方）實現等於坐以待斃的美德完全是荒謬無稽的。

　　但這並不能開脫加爾文煽動法庭殺害格魯艾和塞維圖斯的罪責。

　　在第一個人的案件中，加爾文尚且可以說，雅克·格魯艾有重大嫌疑煽動市民暴動，是圖謀推翻加爾文主義的政黨。但是，塞維圖斯很難說是對社會安全，也就是對日內瓦構成任何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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