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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改革運動(3)


  首先,它使人們熟悉了《聖經》。教會從未嚴令禁止人們讀《聖經》,但也沒有鼓勵普通凡人研究這本聖書。現在每個正直的麵包匠和燭臺製造師終於可以擁有一本聖書了,可以在工棚裡獨自研究它,得出自己的結論,完全不必擔心在火刑柱上被燒死。

  熟悉可以抵消人們在一無所知的神秘事物面前的敬畏利恐懼感。在宗教改革後的兩百年見,虔誠的新教徒相信自己從《舊約》中讀到的一切,從巴拉姆的驢子到喬納的鯨魚。那些敢於質詢一個逗號的人(博學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帶有啟發性的」元音點)知道最好別讓大家聽到他們懷疑的竊笑。這倒不是因為他們仍然害怕宗教法庭,而是因為新教牧師有時會使他們的生活很不愉快,眾口紛壇的責難所導致的經濟後果即使不是毀滅性的,也會十分嚴重。實際上這本書是一個由牧民和商人組成的小民族的歷史,但是長期不斷地研究它卻逐漸產生了後果,這是路德、加爾文和其它改革者未能預見的。

  假如他們預見到了,我肯定他們會和教會一樣,討厭希伯萊文和希臘人,小心謹慎地不使《聖經》落入凡世俗人之手。到頭來,越來越多的治學嚴謹的學生只是把《聖經》當作一本有趣的圖書來欣賞,在他們看來,裡面的許多描寫殘忍、貪婪和謀殺的鮮血淋漓令人髮指的故事絕不會是在神示下寫成的,根據內容的性質判斷,那只能是處於半野蠻狀態的民族的生活寫照。

  從這以後,許多人當然不去再把《聖經》看成是唯一的智慧源泉。自由思考的障礙一旦掃除,被阻塞了近一千年的科學探索潮流便沿著自然形成的渠道奔騰而去,一度中斷了的古希臘和古羅馬哲學家的成果又從二十個世紀以前丟下的地方重新撿了起來。

  還有一點從寬容的角度來看更為重要,宗教改革把西歐和北歐從一個權力專制中解脫了出來,這個專制儘管披著宗教組織的外衣,但實際上卻是羅馬精神專制的不折不扣的翻版。

  信仰天主教的讀者很難苟同于這些觀點,但他們也會對這場運動懷有感激之情,因為它不僅是無法避免的,而且對他們的天主教義也同樣帶來了一些益處。本來,天主教會這個一度神聖的名字已經淪為貪婪和暴虐的代名詞,所以教會才絞盡腦汁,千方百計掃清這些指責。

  取得的成功還甚為輝煌。

  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梵蒂岡不再容忍波爾吉亞人了。誠然,教皇和從前一樣,仍然都是意大利人,要改變這種規矩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如同古羅馬時期受信任的大主教們在選舉教皇時要是挑上一個德國人、法國人或其它任何一個外籍人,下層百姓非把城市鬧得天翻地覆不可。

  新教皇的選舉萬分慎重,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希望當選。新主人由忠誠的耶穌會會士輔佐,開始徹底的大清洗。

  放縱胡為的事情不再有市場了。

  修道院的神職人員必須研究(也就是服從)修道院創始人定下的規矩。

  在文明城市裡,行乞的僧人蹤影全無。

  大家對宗教改革的不屑一顧態度已經消失,繼之而來的是熱切嚮往聖潔有益的生活,做善事,竭力幫助那些無力承擔生活重擔的不幸的人。

  即使如此,教延還是未能收回已經失去的大片疆土。按地理概念講,歐洲北半部人信奉新教,只是在南半部保留了天主教。

  不過,如果我們把宗教改革的成果用圖畫來說明,那麼歐洲實際發生的變化就更為清晰。

  在中世紀,有一座包羅萬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監獄。

  新教徒的造反摧毀了舊的建築,並用現成的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監獄。

  一五一七年以後,出現了兩座地牢,一座專為天主教徙,另一座是為新教徒。

  至少原定的計劃是這樣的。

  可是新教徒沒有受過長達數世紀的如何進行迫害和鎮壓的訓練,他們想建立一個沒有反對者的禁地,卻失敗了。

  大批桀驁不馴的囚徒從窗子、煙囪和地牢的門口逃跑了。

  沒過多久,整個地牢大廈陷於崩潰。

  到了夜晚,異教徒便整車地搬走石頭、大樑和鐵棍,次日早晨用它們建造了一座自己的小堡壘。它的外表很象一千年前格雷戈裡大帝建造的普通監獄,但缺乏必要的內在力量。

  堡壘一旦投入使用,新的規定和制度一旦被張貼在門上,大批心懷不滿的信徒便蜂擁出走了。他們的上司,即現在的牧師教長由於從未掌握過舊式執行紀律的方法(逐出教會、酷刑、處決、沒收財產和流放),只好無可奈何地站在一旁觀望著已經下定決心的亂民。這幫叛逆按照自己的神學所好建起了一道防衛木樁,宣佈了一套暫時能迎合他們信仰的全新教旨。

  這一過程經常往復,最後在不同的禁地之間形成了精神上的「無人區」,求知者可以在這裡自由閒逛,正直的人們可以放任暇想,下會受到阻礙和干擾。

  這就是新教為寬容事業帶來的幫助。

  它重建了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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