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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書開戰(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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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寫歷史越來越困難。我就象自幼學拉小提琴,可是到了三十五歲別人突然給我一架鋼琴,命令我象克拉威爾演奏能手那樣生活,理由是「鋼琴也是音樂」。我已經學會了某個領域的技巧,卻必須從事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工學會了某個領域的技巧,卻必須從事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工作。我所學的是借助一種明確建立的秩序觀察過去發生的事情,即由皇帝、國王、大公和總統在眾議員、參議員和財政秘書輔佐下較為有效地管理的國家。而且在我年幼的時候,上帝仍然是大家心目中掌管一切的萬物之尊,必須不失禮節地崇拜才行。 後來開戰了。 舊秩序被打翻在地,皇帝和國王被廢黜,負責的大臣被不負責任的秘密委員會取代,在世界許多地方,天國的大門被不經議會同意而頒佈的敕令關閉了,一個已死的經濟學雇傭文人被官方認做古往今來所有先知的繼承人。 當然所有這些並不會長久,但卻使文明再過幾世紀才能趕上來,而到那時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必須充分利用現有的一切,但這並不容易。就拿俄國的情況來說吧。大約二十年前我在這個所謂的「聖地「住了一段時間,那時我們得到的外國報紙中總有整個四之一的篇幅被塗抹的漆黑一片,技術上稱之為「魚子醬」。這次塗抹是為了擦去一些內容,因為小心翼翼的政府不願意讓心愛的臣民們知道。 整個世界把這種監督看作是「黑暗時代」的復蘇,令人難以容忍,西方偉大共和國的人保留了幾份被塗有「魚子醬」的美國滑稽報紙,給本國老百姓看,讓他們知道遠近聞名的俄國人實際上是落後的野蠻人。 我是在較為開明的社會環境中長大成人的,這個社會信仰米爾頓的格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瞭解、自由地闡述和自由地辯論。」 正象電影上描述的,「開戰了」,於是我看到過去的時代,《神山佈道》被宣佈是德國的危險文件,不允許在千百萬王國臣民中流傳,編輯和印刷商要是出版了它就會被罰款或坐牢。 鑒於這些,似乎放棄研究歷史,搞短篇小說或經營莊園更明智些。 但這是服輸認栽,我要堅持自己的工作,儘量記住在秩序井然的國度裡,每個正直的公民都應該有權表白、思考和陳述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只要不干涉他人的幸福、不破壞文明社會的禮儀和不違背當地警察局的制度就行。 當然,這使我備錄在案,成為所有官方出版審察的敵人。依我之見,警方應該追查的倒是那些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雜誌和報紙。至於其它的,誰願意印什麼就由他去印吧。 我講這些並不是說我是理想主義者或改革家,我很講實際,最憎惡浪費精力,也很熟悉過去五百年的歷史。這段歷史清楚地表明,對文字和言論的任何暴力壓服都沒有過任何益處。 胡言蠢話就如同炸藥,只有放在狹小密封的容器裡,再加上外力的打擊,才會產生危險。如果放任一個可憐蟲去講演,他至多只能招來幾個好奇的聽眾,他的苦心只會成為大家的笑柄。 同一個人,如果被目不識丁的粗魯的地方長官戴上手銬,送進監獄,再判處三十五年的單獨囚禁,那他就會變成大家同情的對象,最後還會被譽為烈士。 但是要記住。 既有為好事獻身的烈士,也有為壞事送命的亡命徒,後者手段狡猾,人們無從知道他們下一步要幹什麼。 因此我主張,由他們去說去寫吧。如果說的是至理名言,我們就應該知道,如不然,也會很快被忘記。希臘人似乎意識到了這一點,羅馬人在帝國時代之前也是這樣做的。但是一俟羅馬軍隊總司令成為帝國半神半人的人物、成為朱比特的遠親、遠遠地離開了普通民眾,一切就部改變了。 「欺君犯上」的滔天罪名被炮製出籠。這是一樁政治罪,從奧古斯都時代到查士丁尼當政時期,許多人僅僅由於上諫直言稍有冒犯,便被投入監獄。但如果人們把羅馬皇帝束之高閣不去搭理,也就沒什麼談話題目可忌諱了。 到了教會統治世界的時候,快樂的時光一去不復返了。 耶穌死後沒幾年,善與惡、正統與異教之間便有了明確的分界線。一世紀後期,聖徒保羅在小亞細亞的依弗索斯附近周遊了很長時間。那個地方的護身符和符咒是聞名已久的。保羅四處傳教,驅逐魔鬼,獲得極大成功,使許多人承認了自己的異教錯誤。作為懺悔的象徵,人們在一個晴空萬里的一天,帶著魔法書聚在一起,把價值一萬多美元的秘密符咒付之一炬,你在《使徒行傳》第十九章可以讀到這些記載。 不過這完全是出於懺悔罪人的自願,《使徒行傳》上並沒有說保羅曾經禁止過其他依弗索斯人閱讀或藏有這些東西。 直到一個世紀以後,才邁出了這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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