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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晨光(3)


  他並不是唯一認識這個道理、看出古羅馬宗教開放政策傳統正在受到威脅的人物。與此同時,隨著羅馬勝利女神像的搬遷,已經在拜占庭立足的兩個敵對基督教派之間爆發了激烈內訌。爭執引起了世所未聞的以寬容為題的最為才智勃發的討論。哲學家西米思蒂厄斯是討論發起人,他對祖先信奉的上帝忠誠不渝,但當瓦斯林皇帝在正統與非正統的基督徒論戰中偏袒一方時,他也感到必須曉以皇帝真正的職責。

  他說:「有一個王國,任何統治者休想在那裡施展權威,這就是美德之國,個人宗教信仰之國。在它的版圖裡實施強制必然會導致建立在欺騙上的虛偽和皈依。因此,統治者還是以容忍一切信仰為好,因為只有寬容才能防止公眾衝突。況且,寬容乃神聖之道,上帝自己已經明確表明容忍多種宗教的意願。上帝能夠獨自辨明人類用以理解神聖玄機的方法,上帝欣賞對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喜歡基督徒的一種禮儀,也喜歡希臘人和埃及人的其它禮儀。」

  的確是金玉良言,但根本沒人聽。

  古代世界連同思想和理想已經死了,任何倒轉歷史時鐘的企圖都註定失敗。生活意味進步,進步意味磨難。社會的舊秩序迅速土崩瓦解。軍隊成為受外國雇傭的叛民。邊境發生公開叛亂。英格蘭及其它邊沿地區早已落入野蠻人之手。

  在最後的災難爆發的時候,數世紀以來一直從事國家公職的聰明年青人發現,晉升之路除了一條以外都阻死了,這條路就是教會生涯。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操縱地方長官的權力,基督教作者只要全心從事理論題目就能獲得廣泛讀者,基督教外交官只要願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庭裡代表羅馬教皇、或願意冒險到高盧或斯堪的那維亞博得野蠻人酋長的友情,就可以步步高升。要是當了基督教財務大臣,還可以掌管那片曾使拉特蘭宮的佔有者成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人家的飛快增長的領地,尤其可以大發橫財。

  我們在過去五年中已經見過本質相同的事情,到一九一四年為止,野心勃勃、不指望靠手工勞動過活的歐洲青年人仍想擠入政府部門供職,在不同的帝國和皇家陸軍、海軍中當官。他們把持法庭要位,掌管財政,或在殖民地當幾年總督或軍事司令官。他們並不奢望富有,但他們的官職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威望,只要聰明、勤奮、誠實,就可以贏得美滿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晚年。

  繼而戰爭來臨了,它把社會舊封建結構的殘渣餘孽蕩滌殆淨,下層階層掌握了政權。一些正式官員已經年邁,不能再改變一生形成的習慣,便典賣了自己的勳章,離開了人世。然而絕大多數人都順潮流而動。他們從小接受教育,把生意經視為低下,不屑一顧。也許生意是不足掛齒的,但人們總得選擇是進辦公室還是進貧民院。為信念寧願餓肚皮的人相對是少數,大動亂後沒過幾年,我們便發現大多數政府官員和軍官都並非不情願地跑起生意來,而十年前他們是絕不會問津此事的。此外,由於他們中多數人的家庭世代從事行政工作,指揮別人猶如輕車熟駕,因此在新的生涯中總能進展得順利些,比所期望的更為幸福和富足。

  生意在今天的情形,也就是教會在十六個世紀以前的寫照。

  一些年輕人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赫爾裡斯神、羅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戰爭的英雄,要讓他們接受一個奴隸的兒子、一個樸素牧師的教誨並不那麼容易;然而,出身奴隸的樸素牧師所奉獻的東西,正是那些把祖先追溯到赫爾裡斯伸、羅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戰爭英雄的年青人所如饑似渴盼望得到的。因此如果雙方都智敏通達(也很可能是這樣),就能很快學到彼此的長處,和睦相處。這是歷史的又一條奇怪法則:表面的變化越大,就越一成不變。

  自古人類形成之時起,就似乎有一條不可避免的規律,即小部分聰明男女統治,大部分不太聰明的男女服從。兩類人在不同時代中分別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和領導,另一方代表軟弱和屈從,分別稱為帝國、教堂、騎士、君主和民主、奴隸、農奴、無產者。但是,操縱人類發展的神秘法則無論是在莫斯科,還是在倫敦、馬德裡和華盛頓,都異曲同工,不受時間地點限制。它常常以怪異的形式或偽裝出現,披上拙劣的外衣,高喊對人類的愛、對上帝的忠實和給絕大多數人帶來最大好處的謙卑願望。但是在宜人的外殼下面卻一直藏有並繼續藏有原始法則的嚴酷真理:人的第一職責是生存。一些人對於人類出生在哺乳動物世界的事實很惱人,也對這種論點很反感。他們稱我們是「實利主義者」,「憤世嫉俗者」,如此等等。他們一直把歷史當做娓娓動聽的神話故事,因此一旦發現歷史也是一門受制於操縱其它事物的無可動搖的規律的科學時,便大驚不已。他們也許還會反對平行線法則和乘法口訣表吧。

  我奉勸他們還是服從規律為好。

  這樣,也只有這樣,歷史才能對人類有實用價值,而不是一夥從種族偏見、部落的專橫和廣大居民的無知中坐收漁利的人所結下的聯盟。

  誰要是對此懷有疑心,便請在我幾頁前所寫的這幾個世紀的歷史中尋找佐證吧。

  請他研究一下最初四個世紀教會領導者的生平。

  他肯定會發現,教會頭目都出身于古老的異端社會,在希臘哲學家的學校裡受過栽培,只是到後來不得不選擇一個職業時才轉到基督教會。當然其中有幾個人是受了新思想的吸引,至誠盡意地接受基督的教誨,但大部分人從效忠凡世主人轉變到效忠天國統治者,是因為晉升的機會多一些。

  教會一方也通情達理,通人心靈,因而並不過份細究許多新信徒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突然改奉基督教的,還認真地對所有人做到仁至義盡。有些人嚮往實利凡俗的生活,教會便提供機會使他們在政界和經濟界大顯身手。情趣不同的人對信仰情深義重,教會便提供機會讓他們離開擁擠不堪的城市,在安寧中深思冥想生存的弊端,追尋他們認為對靈魂的永恆幸福至關重要的個人聖境。

  開始時,這種信奉上帝、默禱冥思的生活顯得非常自在。

  教會在建立後的最初幾個世紀裡,只是對住在遠離權力中心的下層百姓有鬆弛的約束。但是當教會繼帝國之後成為世界的主宰、成為擁有大片土地的強大政治組織之後,隱居生活的可能性便減少了,許多善男信女開始嚮往「過去的好日子」,那時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致力於做善事和禱告。為了追尋幸福,他們便想用人為的方法創造一些條件,再現過去在自然發展中形成的局面。

  這場爭取修道院式生活的運動起源於東方,它對以後一千年的政治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為教會鎮壓不信教者或異教徒的戰爭提供了一支忠實有用的突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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