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的開始_寬容

桎梏的開始(1)

　　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人們有時以這件事為佐證，來強調基督教思想來源於天國。我並不想加入這個辯論，只是想指出，大多數羅馬人水深火熱的生活與最早期傳教士的成功有著很大關係，就象窘苦生活導致神學的成功一樣。

　　至此我已向讀者勾畫出了羅馬的一個方面——士兵、政客和企業富翁的世界，這些幸運兒住在拉特山山坡上、坎帕尼亞山峰峽谷裡和那不勒斯海灣，享受著幸福文明的生活。

　　但他們只代表一個方面。

　　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貧民窟裡，那種能使詩人歡呼太平盛世、能激發演說家把奧克塔維安比做丘比特的繁榮盛況，卻是很少見的。

　　在一排排長無盡頭、淒涼慘澹的租賃住宅裡，人頭攢簇，臭氣熏天，勞苦眾生的生活不過是無休無止的饑餓、流放和痛苦。在這些男女的眼裡，只有一個樸實的木匠講的故事才是真實可信的，他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莊裡，用自己辛勤的雙手換來了每日衣食；他熱愛貧苦受辱之輩，因此被嗜血成性、貪得無厭的敵人殺害了。的確，貧苦的羅馬人全都久聞米思拉斯、愛西斯和艾斯塔蒂的大名，但是這些神都死了，千百年前就已經遠離人世，人們知道他們也只是根據千百年前就死了的人留下的傳聞。

　　可是，約書亞，基督，也就是希臘傳教士稱之的救世主的，不久前還活在世上。當時的很多活著的人都知道他，在台比留皇帝當政時期，誰要是偶爾去過敘利亞南部，也許還聽到過他的演說。

　　還有其它事例。街角的麵包匠和鄰街的水果販在阿皮恩大道旁邊的黑暗小花園裡，曾經與一個叫彼得的人談過話；到過戈爾格塔山附近的漁夫也許看到過先知被羅馬政府的士兵釘在十字架上。

　　我們要理解人們突然熱衷於新信仰的原因，就必須記住這些。

　　正是親身的接觸，也就是親密直接的私人感情，使基督教獲得了遠遠高於其它教義的優越性。基督教的愛表達了各國深受壓迫、喪失權利的人們的呼聲，因而傳遍了四面八方。基督的話是否與後人所用的詞匯一致倒是無關緊要，奴隸們有耳有心，能夠理解。他們在光輝前言的崇高諾言面前戰慄，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他們終於盼到了使他們獲得自由的話。

　　在世界的權勢面前，他們再也不顯得卑賤可惡了。

　　相反，他們成了受慈父寵愛的孩子。

　　他們要繼承世界的一切。

　　他們也要分享一直被住在薩姆尼別墅的深宅高院裡趾高氣揚的人獨霸的歡樂。

　　新信仰的力量由此而產生。某督教是使普通人得到均等機會的第一個實叉在在的宗教。

　　當然，我並不想把基督教說成是靈魂的感受——一種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說明，在腐朽的奴隸制世界裡，這種好消息必然會一傳千里，燃起感情上的熊熊烈火。但是歷史除了個別情況外，是不記述普通人的精神歷險的，不管是自由人的還是奴隸的。如果這些謙卑的人被分為民族、行會、教會、軍隊、兄弟會和同盟，開始服從一個統一的指揮，積累起足夠的財富來繳稅，被強制入伍為征服其它民族而戰，只有在這些時候，他們才會受到編年史家的注意和重視。因此，我們儘管對早期基督教會瞭解甚多，卻對它的真正創始人知道得很少。這的確是憾事，因為基督教早期的發展在任何史籍裡都不失為最有趣的史實。

　　基督教堂終於在古老帝國的廢墟上拔地而起，它是兩個對立利益相結合的產物，一個代表友愛慈善理想的高峰，是耶穌親自教授的，另一個則代表狹隘地方主義，在它的束縛下，耶穌的同鄉從一開始便與世界其它地方的人疏遠了。

　　說得通俗一點，這種地方主義使羅馬人的效率和朱迪亞人的專橫溶為一體，結果建立了壓抑思想的恐怖統治，雖然行之有效，卻又情理難容。

　　為了理解來龍去脈，我們必須再次回到保羅的年代和耶穌遇難後的五十年，把握住這個事實：基督教是從猶太教內部的變革中產生的，是一場純民族主義的運動，它從誕生之日起，所威脅的不是別人，正是猶太王國的統治者。

　　基督在世時當權的帕裡希人清楚地知道這一點。他們自然十分害怕威脅著精神壟斷的鼓動宣傳，因為這種壟斷只是建築在野蠻武力的基礎上。為了使自己不被趕走，他們被迫驚慌失措地採取行動，在羅馬當權者還沒來得及插手的時候，就把這些犧牲品送上了絞刑架。

　　誰也說不清假如當時基督不死，會採取什麼對策。他遇害時還沒能把信徒組成一個教派，沒有寫下任何東西告訴後人應該怎樣做。

　　然而這倒成了福音。

　　沒有文字規定，沒有明確的條例規則，反而使信仰者可以自由地遵循耶穌的精神而不是教規文字了。如果他們被一本書束縛了，勢必會把全部精力用在理論討論上，沉緬於對句號冒號的迷人的研究中。

　　當然，倘若如此，那麼除了幾個專業學者外，就沒有人會對新信仰感興起了，基督教就會重蹈其它眾多教派的舊轍，以煞費苦心的文字綱領開始，最後以那些爭吵不休的理論家被警察扔到大街上而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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