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5)_絞刑架下的報告

第五章(4)

　　你很難在「主管我的警官」身上找到堅強的信念，正像你也很難在其他蓋世太保身上找到這種信念一樣。假如能在他們某個人身上找到一種信念的話，那它也是出於愚蠢，而不是來自人的智慧、思想修養和知識。如果總的說來，他們仍然做得頗為成功的話，那是因為這一鬥爭持續得太久，太受空間的限制，因而比以往任何時候的地下鬥爭的條件更為困難。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曾經說過，能經受住兩年地下鬥爭的考驗的人就是一個優秀的地下工作者。在俄國，如果火燒到莫斯科城下，他們還可以轉移到彼得堡去，或者從彼得堡再轉到敖德薩，消失在誰也不認得他們的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裡。可是在這裡，你只有一個布拉格，除了布拉格還是布拉格，城裡大約有一半人認識你，他們能集中起全部奸細來對付你。雖然如此，我們卻堅持了這麼多年，畢竟還有好些同志已經做了五年地下工作而沒有被蓋世太保發現。這是因為我們已經學會了不少東西，經驗豐富了，同時也是因為敵人雖然強暴、殘酷，但他們除了屠殺之外，並沒有更多的本領。

　　Ⅱ一A1科裡的三個人是以極端殘酷地摧毀共產主義事業而聞名的，他們都佩著黑、白、紅三色綬帶，表示在戰爭中反對內部敵人特別勇猛。這三個人就是弗裡德裡希、贊德爾和「主管我的警官」約瑟夫·博姆。他們很少談到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因為他們知道的很少。他們不是為著政治信仰在戰鬥，而是為了自己，因此他們各有一套。

　　贊德爾是一個老在發脾氣的矮個子，他也許比別人都會耍警察手段，但他更貪財。有一次他從布拉格調到柏林，沒幾個月他又要求調回原單位。因為在帝國的首都供職對他說來是降級，也有經濟上的損失。在黑暗的非洲或布拉格這樣的殖民地當差，他就是一個有權有勢的大官了，也能有更多的機會來充實他的銀行存款。贊德爾是勤於職守的，為了表現自己的勤奮，他經常喜歡在吃午飯時審問犯人。他這樣做，是為了不讓人家瞧見他私下裡還有更熱衷的事情。誰落在他手裡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誰家裡有存摺、股票之類的東西，就會更加不幸。這人准會在短時間內死去，因為存摺和股票都是贊德爾心愛的東西。他被認為是這一行裡精明內行的官員。（他的捷克助手和翻譯斯莫拉卻跟他略有不同，是個文明強盜：謀財，不害命。）弗裡德裡希是一個黑臉膛的瘦高個子，有著一雙狠毒的眼睛和兇惡的獰笑。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作為蓋世太保的特務進入共和國，殺害流亡在這裡的德國同志們。他特別喜歡死人。在他看來無罪的人是沒有的。凡是跨進他辦公室門檻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喜歡通知婦女們，說她們的丈夫已經死在集中營裡或被處決了。他喜歡從他的抽屜裡拿出七個小小的骨灰盒給受審者看：「這七個人都是我親手處死的。你將是第八個。」

　　（現在已經有第八個了，因為他殺死了揚·日什卡。）他喜歡翻閱那些舊的案卷，看到被處死者的名字就滿意地對自己說：「肅清了。肅清了。」他喜歡折磨人，特別喜歡折磨女人。

　　他嗜好奢華——這只不過是他的警察活動的附帶的目的。假如你有一所陳設漂亮的住宅，或者一家衣料商店，那就只會加速你的死亡，一切就是這樣。

　　他的捷克助手聶格爾，大約比他矮半個頭。他們之間除了個子高矮之外，沒有什麼差別。

　　博姆是主管我的警官，他對錢和死人都沒有什麼特別嗜好，然而他處死的人不見得比前兩個人少。他是一個冒險家，總想出人頭地。他在蓋世太保那裡幹了很久。他原是「拿破崙餐廳」的招待員，貝蘭的黨徒們經常在這裡舉行秘密集會，貝蘭本人沒有向希特勒報告的事，博姆卻去做了補充。可是這哪能比抓人、掌握人的生殺大權和決定人們全家命運這樣的事更引人注目呢。

　　他倒不一定非要悲哀地了結一些人才感到過癮，可是如果不這樣就不能出人頭地的話，那他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對於一個追求赫羅斯特拉托斯榮譽的人說來，美和生命又算得了什麼呢？

　　他建立了一個也許是最大的奸細網。他是一個帶著一大群狼犬的獵人。他捕獵往往只是為了愛好。他認為審問是最枯燥乏味的事。他最感興趣的是抓人。然後看著人們站在他面前，聽候發落。有一次，他逮捕了兩百多個布拉格的公共汽車和無軌電車工人、司機和售票員，他趕著他們在鐵軌上走，阻礙了交通，擾亂了運輸，他卻感到極大的快慰。後來，他又把其中一百五十人釋放了，誇口說這一百五十個家庭會把他當作大恩人。

　　博姆經常處理一些涉及人多、但意義不大的案件。我是偶然落到他手裡的，這是一個例外。

　　「你是我辦過的最大的案子，」他常常坦率地對我說，他感到驕傲的是我被列入最量大的案件中了。這或許是我生命得以延長的原因。

　　我們相互盡力地、不斷地說謊，但也不是毫無選擇的。我總知道他在撒謊，而他卻只有某些時候才知道我在撒謊。當謊言十分明顯時，我們便不約而同地停止它而談別的什麼問題。我想，對他說來，重要的並不是確定真憑實據，而是不要給這個「重大案件」留下什麼陰影。

　　他並不認為棍棒和鐵鍊是審訊的唯一手段。他還比較喜歡針對「自己的」對象的情況採取勸誘或恫嚇的辦法。他倒從來沒打過我，除了頭一天晚上以外。但當他認為必要時，他會借別人的手來打我的。

　　的確，他比別的蓋世太保有趣和狡黠得多。他的想像力比較豐富，並且善於運用它。我們常常乘車去布拉尼克進行荒唐的對話。也常坐在花園的一個小飯館裡，觀看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們逮捕了你，」博姆富有哲理地說，「你瞧，周圍有什麼東西改變了嗎？人們走著，笑著，想著自己的心事，世界還像從前一樣照樣繼續存在下去，就像不曾有過你這個人似的。在這些行人裡，一定還有你的讀者，——你想想，他們難道會因為你而多添一條皺紋嗎？」

　　還有一次，在審問了我一整天之後，他把我塞進汽車，領我去逛暮色蒼茫的布拉格，經過聶魯達街來到赫拉德恰尼：「我知道，你愛布拉格。好好瞧瞧它吧。你難道再也不想回到它的懷抱裡嗎？它是多麼美埃縱使你不在人間了，它也依舊這樣美……」他很會扮演誘惑者的角色。夏天傍晚，布拉格已經散發著初秋的氣息，它被淡藍色的輕煙籠罩著，猶如成熟了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樣醉人。我願意看著它直至世界的末日……但是我打斷了他的話：「……等到你們不在這裡了，它會變得更美呢。」

　　他冷冷一笑，這個笑與其說是狠毒的，倒不如說是有點淒慘，他說：「你真是個玩世派。」

　　後來他還常常回到這天晚上的話題上來：「等到我們不在這裡了……這就是說，你仍然不相信我們會勝利嗎？」

　　他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他本身就不相信他們會勝利。我向他講起蘇聯的力量和它不可戰勝的道理時，他注意傾聽著。這是我最後幾次「審訊」中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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