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3)_絞刑架下的報告

第五章(2)

　　向來寡言少語、詞不達意、一說話就激動不安的約瑟夫，這時卻平靜而毫不緊張地答道：「我們去死，瑪麗亞。」

　　她沒有喊叫，也沒有搖晃，只用一種美麗的姿態把手放了下來，就在槍口對準他們的情況下，把手遞給了他。為此，她同她丈夫的臉上都挨了第一拳。她擦了擦臉，驚奇地看著這幾個不速之客，帶著幾分幽默的口氣說：「這麼漂亮的小夥子，」她的聲音逐漸強硬起來。「這麼漂亮的小夥子……原來是這樣的野蠻人。」

　　她說得很對。幾個鐘頭之後，她被打得不省人事，被帶出了「審訊官」辦公室。但他們並沒有能夠從她嘴裡掏出一點東西，不僅這一次，後來也永遠沒有。

　　我不知道，在我躺在牢房裡不能受審的那些日子裡他們倆的情況怎麼樣。但我知道在整個這段時間裡他們倆什麼也沒說。他們等待著我。後來佩巴還有很多次被他們捆綁起來，打了又打，但他沒有吭一聲，直到我能悄悄地告訴他，或者至少跟他遞個眼色，暗示他哪些可以說，或者應該怎麼說，以便攪亂他們的審問時為止。

　　我在被捕之前，知道瑪麗亞素來是一個富於感情、愛哭的女人。但在蓋世太保監獄裡的整個期間，我卻從來沒見到過她眼裡含有淚水。她很愛自己的家，但當獄外同志為了安慰她，讓人轉告她說，他們知道誰偷走了她家的家具，並且正在密切監視盜竊者的時候，她卻回答說：「家具隨它去吧。請他們不要在這上面費心了。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們辦。現在他們必須代替我們工作。首先應當把最主要的事料理好。如果我能活下來，我自己會把家料理好的。」

　　一天，他們把這對夫婦分頭押走了。我打聽過他們倆的下落，但只是徒勞。在蓋世太保那裡，人們無影無蹤地死去，卻在千百座墓地裡播下了種子。唉，這可怕的播種，將會有怎樣的收穫呢。

　　瑪麗亞最後的囑託是：

　　「上級，請轉告外面的同志，不要為我難過，也不要被這件事嚇祝我做了工人階級要求我做的一切，我也將按照它的要求去死。」

　　她「只不過是一個女僕」。她沒受過古典文學的教育，也不知道從前有人曾經說過：「過路人，請告訴拉刻代蒙的人們，我們依照他們的囑託，倒在這裡犧牲了。」·維蘇希爾夫婦他們和葉林涅克夫婦住在一幢樓裡，兩家緊挨著。他們也叫約瑟夫和瑪麗亞，是一個下層小職員的家庭，他們倆都比鄰居的年歲稍大些。約瑟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應徵入伍時，還是努斯列區裡的一個十七歲的高個子青年。幾個星期後，人們把他抬回來時已經打碎了一個膝蓋，後來一直沒治好。他同瑪麗亞是在布爾諾一個野戰醫院裡認識的，那時她是個護士。她比他大八歲，瑪麗亞同她的前一個丈夫生活得很不幸，於是便離開了他。戰爭結束後，她就同約瑟夫結了婚。她對待他的態度始終像護士，又像母親。他們倆都不是無產階級家庭出身，也沒形成一個無產階級家庭。他們通向党的道路是比較艱難複雜的，——但他們終於找到了黨。

　　像許多類似的情形一樣，這條路是通過蘇聯達到的。早在德寇佔領以前，他們就明白了應該朝哪個方向努力。他們曾在家裡掩護過一些德國同志。

　　在最困難的年代裡——蘇聯被入侵和一九四一年的第一次戒嚴期間，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就在他們家開過會。經常在他們家借宿的有洪紮·齊卡和洪紮·切爾尼，而以我的次數為最多。《紅色權利報》的許多文章就是在這裡寫的，許多決議是在這裡通過的，就在這裡我第一次認識了「卡雷爾」——切爾尼。

　　他們夫婦倆都非常謹慎小心，遇到什麼意外情況時——在地下工作中是經常會出現各種意外情況的——他倆總是知道該怎樣處理。他們做這方面的工作很內行。誰也不會想到，這麼一個好心腸的高個子鐵路小職員維蘇希爾和他的太太會參與這種犯禁的事情。

　　然而他在我之後不久竟被捕了。我在獄中第一次看見他時，感到惶恐不安。萬一他供出來，那一切就會受到多大的威脅。但他沉默不語。他被抓到這裡來，是因為他把幾張傳單給了一位朋友。——關於他蓋世太保除了知道幾張傳單之外什麼也不知道。

　　幾個月後，由於有人出賣，蓋世太保知道了洪紮·切爾尼曾住在維蘇希洛娃的妹妹家裡，於是他們用盡各種手段把佩彼克「審問」了兩天，想從他那裡探聽到我們中央委員會的「最後一個莫希幹人」的蹤跡。第三天佩彼克來到「四〇〇號」，小心翼翼地坐到一個座位上，因為新的傷口使他非常難於坐下。我用疑問但同時也是鼓勵的目光不安地望著他。他用努斯列區人那種簡明的語句愉快地回答說：「只要腦袋不肯，那麼嘴或屁股都不會說出來的。」

　　我很熟悉這個小家庭，我知道他們倆是怎樣地相親相愛，當他們倆不得不分別哪怕是一兩天時間，他們都是多麼悶悶不樂埃如今幾個月過去了——在那個米赫列區舒適的住宅裡，這些日子對於那個已經到了覺得孤獨比死更為可怕的年齡的女人說來，該是多麼沉重埃她做夢也在想怎樣營救自己的丈夫，幻想他怎樣回到這個小小的充滿著田園樂趣的家庭裡來，回到他們有點可笑地相互稱呼「小媽媽」和「小爸爸」的家裡來。她終於重新找到了唯一的道路：繼續工作，為了自己，也為了他。

　　一九四三年新年之夜，她獨自坐在桌子旁邊，把丈夫的照片擺在他平常坐的那個地方。當午夜的鐘聲敲響時，她和丈夫的酒杯碰了杯，祝他健康，願他早日歸來，希望他活到解放。

　　一個月後，她也被捕了。這個消息使「四〇〇號」裡的許多人都感到震驚。因為她是獄外聯絡員之一。

　　可她沒有供出一個字來。

　　他們沒有拷打她，因為她病得很厲害，經不起他們的拳打腳踢。可是他們用了更可怕的手段：用想像來折磨她。

　　在她被捕前幾天，他們就把她丈夫送到波蘭去做苦工了。

　　審問時，他們對她說：

　　「您瞧，那邊的生活多苦呀。即使十分健康的人也都夠嗆，何況您丈夫還是個殘廢。他會受不了的，很難熬下去。他會在那邊什麼地方死去的，那您就再也見不到他啦。像您這樣的年紀，還能再找到誰呢？如果您放聰明點，把您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我們，那我們立刻就可以把他給您放回來。」

　　他被發放到那邊的什麼地方去了，我的佩彼克。可憐的人埃誰知道他會怎樣死去呢？他們殺了我的妹妹，又要殺我的丈夫，留下我獨自一個人，完全孤獨的一個人。是的，我這樣的年紀，還能再找誰呢？……我將要獨自一個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我能保住他，能讓他們把他還給我……但是，要用這樣的代價？如果這樣做，我就不再是我了，他也不再是我的「小爸爸」了……她沒有供出一個字來。

　　她不知在什麼地方，在蓋世太保設立的無數流放組中的一個組裡消失不見了。緊接著又傳來了佩彼克在波蘭死去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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