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_絞刑架下的報告

第五章(1)

　　我的遺囑

　　我除了書櫥以外，別的一無所有。但蓋世太保把它搗毀了。

　　我寫過許多文學評論和政論文章、報告文學作品、文藝短論、戲劇評論和發言稿。其中有許多是關於某個時期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消逝而消逝。這些可以不去管它。但也有些是有生命力的東西，我希望古斯蒂娜把它們整理出來。不過現在這個希望也難於實現了。因此我請求我忠實的朋友拉迪斯拉夫·什托爾把它們收集、整理成五個集子：一、政論和論戰集；二、國內報告文學選集；三、蘇聯報告文學選集；四和五、文藝和戲劇的評論和專論集。

　　這些作品大部分可在《創造》雜誌和《紅色權利報》上找到，有些發表在《樹幹》、《泉源》、《無產階級文化》、《時代》、《社會主義者》、《先鋒隊》及其他雜誌上。

　　在出版家吉爾加爾（我愛他那毋庸置疑的勇氣，敢於在佔領時期出版我寫的《戰鬥的鮑日娜·聶姆曹娃》）那裡，有我寫的論尤利烏斯·澤耶爾的論文。另外一部分關於沙賓納的專論和關於揚·聶魯達的劄記，藏在葉林涅克夫婦、維蘇希爾和蘇哈涅克夫婦住過的房子裡。現在這些人大部分已經不在世了。

　　我還著手寫了一部關於我們這一代人的長篇小說。有兩章在我的父母那裡，其餘的大概已經散失了。我在蓋世太保的卷宗裡看見了我的幾個短篇小說的草稿。

　　我囑咐未來的文學史家要愛護揚·聶魯達。他是我們最偉大的詩人，他的眼光已遠遠地超越過了我們這個時代而看到了未來。但直到現在還沒有一部著作是理解他和肯定他的功績的。需要向讀者指出聶魯達是一個無產者。人們總把他同小城區那種庸俗的田園詩聯繫在一起，而看不到，對於這個有著「田園詩情調」的古舊的小城區說來，聶魯達是個「逆子」；他們看不到，聶魯達出生在小城區和斯米霍夫區的邊界上，在工人住宅區裡長大；他們看不到，他為了寫《墓地之花》而到小城區的墓地去，必須經過林霍夫爾工廠。看不到這些你就無從瞭解從寫《墓地之花》到《一八九〇年五一節》的聶魯達。有些批評家，甚至像沙爾達這樣有眼光的批評家，竟然認為聶魯達的新聞工作妨礙他的詩歌創作。

　　這真是無稽之談。相反，正因為他是新聞記者，他才能寫出像《謠曲與故事詩》、《星期五之歌》以及大部分《平凡的主題》這樣的壯麗詩篇。新聞記者的工作也許使人疲憊，耗費精力，但卻使聶魯達同讀者接近，對他寫詩有幫助，特別是對聶魯達這樣一個正直的記者來說。聶魯達如果離開了僅有一天的生命力的報紙，或許能寫出許多詩集來，但卻不能寫出一本像他現在創作的超越本世紀而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

　　也許有人能夠完成我對沙賓納的論述。這是值得做的。

　　我想用自己的全部勞動所得，來保障我的父母度過美好的晚年，以報答他們的愛和他們平凡而高貴的品質。當然我的全部勞動並不是僅僅為了這個目的。希望他們不要因我不在他們身邊而感到憂鬱。「勞動者死了，但勞動果實卻長存。」

　　在圍繞著他們的溫暖和光明中，我將永遠在他們身旁。

　　我請求妹妹莉芭和維爾卡，用自己的歌聲來幫助父母忘卻我們家中的損失。她倆從家裡來佩切克宮探望我們時已經流了不少眼淚，但歡樂卻活在她們心中，為了這個我愛她們，為了這個我們彼此相愛。她們是歡樂的傳播者——願她們永遠是歡樂的傳播者吧。

　　以及繼我們之後參加鬥爭的同志們，我緊緊地握你們的手。我替我自己也替古斯蒂娜握你們的手。我們已經盡到了自己應盡的義務。

　　再重複一遍：我們為歡樂而生，為歡樂而戰鬥，我們也將為歡樂而死。因此，永遠也不要讓悲哀同我們的名字聯繫在一起。

　　尤·伏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案子已經結束並簽了字，我在法院偵查員那兒的事昨天就結束了。一切進行得比我預料的更快。他們似乎在抓緊辦理。同我一起被起訴的還有麗達·普拉哈和米列克。米列克的叛賣行為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便宜」。

　　在偵查員那裡是那樣嚴厲而冷酷，單是那副樣子就叫人寒心。在蓋世太保那裡還可以感覺到有點生活，雖然是可怕的，但畢竟還算是生活。那裡甚至有熱情，一邊是戰士的熱情，另一邊是獵人的、掠奪者的，或者簡直就是強盜的熱情。

　　另一邊的這種熱情中甚至還有人有一種類似信仰的東西。可是在這裡，在偵查員那裡，卻只是一個例行公事的衙門。外衣翻領處的那個大卐字章表明了他內心並沒有信仰。它不過是一種盾牌，在它後面躲著一個可憐的小官吏，他總想苟且偷安地度過這個時代。他對被告既不好也不壞，既不笑也不愁。他只是例行公事。他沒有血，只有一種稀薄的液體。

　　他們寫了報告，簽了字，分條列目都弄好了。理出了我的六大罪狀：陰謀顛覆德意志帝國、準備武裝暴動……不知道還有些什麼。其實只要有其中隨便哪一條就足夠了。

　　十三個月來，我就在這裡為同志們和我自己的生命鬥爭。

　　我鬥爭得既大膽又狡黠。他們把「北方人的狡黠」列入他們的懲辦條款中。我想在這一點上我是可以承認的。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除了狡黠之外，手裡還有斧頭。

　　這次較量算結束了。現在只需要等待。大約再有兩三個星期起訴書就可編造出來，然後啟程到帝國去等候審問和判決，最後還有一百天等著處死。前景就是這樣。這麼一來，我還有四個月或者五個月的生命。在這個時期內，可能有很多變化。一切都可能改變。可能的。在監獄裡我很難判斷這個。

　　而監獄外面一些事情的迅速發展也可能加快我們的死亡。因此，情況還是一樣。

　　這就是希望和戰爭在賽跑。死和死在競賽。是誰的死來得快：是法西斯的死還是我的死？這難道只是我一個人提出來的問題嗎？不是的，幾十萬囚犯，幾百萬士兵，整個歐洲以及全世界億萬人民都提出了這個問題。有的人希望大一些，有的人希望小一點。但這都只不過是一種表面的現象。正在崩潰的資本主義用恐怖統治著整個世界，致命的災難威脅著每一個人。那些倖存下來的人能夠說：「我活過了法西斯時代。」而在說這話之前，幾十萬人——而且是些怎樣的人埃——卻正在倒下去。

　　決定性的時刻只剩下幾個月了，不久就只剩下幾天了。正是這些日子顯得特別殘酷。我常常在想，做最後的一名士兵，在戰爭的最後一秒鐘裡，被最後的一粒子彈射入他的胸膛，這該是多麼懊喪的事埃但總得有人當這最後的一個呀。假如我能知道，那最後的一個就是我的話，我情願馬上就去赴死。

　　我在龐克拉茨監獄裡逗留的時間已經屈指可數了，已經不允許我把這個報告寫成我希望的那樣。我必須寫得更簡短些。這個報告與其說是整個時代的見證，毋寧說是對一些人的見證。我想這點是更為重要的。

　　我從葉林涅克這對夫婦開始寫我的人物——這是兩個普通人，平時誰也看不出他們是英雄。在被捕的那會兒，他們倆並肩站著，他面色蒼白，她的雙頰帶有肺結核患者的紅暈。

　　當她看到蓋世太保在五分鐘內就把那陳設整齊的房間弄得個亂七八糟的時候，她的眼睛顯得有些驚恐。隨後她慢慢地轉過頭來問自己的丈夫：「佩巴，現在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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