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二六七號牢房_絞刑架下的報告

第三章二六七號牢房(1)

　　從門口到窗戶七步，從窗戶到門口七步。

　　這我知道。

　　在龐克拉茨監獄的這段松木地板上，我來回踱過不知多少次了。我曾因看穿了捷克資產階級的腐敗政策對人民的危害而坐過牢，也許當時坐的就是這間牢房。現在他們正把我的民族釘上十字架，德國看守在我的牢房前面的走廊上來回走動，而在監獄外的什麼地方，盲目的政治的命運女神又在紡績叛賣的線。人還需要經過多少世紀才能洞察一切呢？在人類走向進步的路上已經經歷了幾千座牢房呢？還要再經歷幾千座牢房呢？啊，聶魯達的耶穌聖嬰。「人類得救的道路茫茫。」但是人類已不再沉睡了，不再沉睡了。

　　走過去是七步，走回來也是七步。緊靠著一面牆壁的是一張行軍床，另一面牆上釘著一塊暗褐色的擱板，上面放著陶制的碗盆。是的，這一切我都熟悉。只是現在這裡稍加機械化了：裝上了暖氣管，抽水馬桶代替了糞桶——但主要的，是這裡的人都機械化了。囚犯像一架架自動機器。只要一按電鈕，就是說，只要聽到鑰匙在牢門的鎖孔裡轉動，或是聽到打開門上小窗洞的聲音，囚犯們就跳起來，不管你在幹什麼，都得一個挨著一個直挺挺地站著，門一開，看守長就一口氣地叫喊：「Achtung。Celecvózibnzechcikbelegtmit－traj#manalesinordnung．」（用捷克語字母拼成的德語：「注意。二六七號牢房住犯人三名秩序正常。」）二六七號就是我們的牢房。不過這間牢房裡的自動機器，運轉得並不那麼靈活。跳起來的只有兩名囚犯。在那一段時間裡，我還躺在窗下面的草墊上，直挺挺地俯臥著。一星期、兩星期、一個月、一個半月——後來我又活過來了：我的頭已經能夠轉動，手已經可以抬起來，兩肘已經能夠支撐起身子，我甚至已經試著翻身仰臥……毫無疑問，描寫這事比起經歷這些事要容易多了。

　　牢房裡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門上原來掛著三個人的牌子，如今換成兩個人的牌子，現在我們只有兩個人了，那個曾為我唱過送葬詩的比較年輕的卡爾利克已經走了，只留下我對他那善良的心的回憶。說實在的，我只依稀記得他同我們相處的最後兩天的情景。他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向我述說自己的經歷，而我在他講述時卻常常處於昏迷狀態。

　　他的全名叫卡雷爾·馬列茨，是個機械工人，在胡德利茨附近的一個鐵礦井裡開吊籠，曾經從那裡運出過地下工作所需要的炸藥。他被捕入獄差不多有兩年了，現在大概是去柏林受審，和他同時被捕的還有一大批人，誰知他們會有怎樣的結局呢？他有妻子和兩個孩子，他愛他們，非常愛他們。

　　然而他說：「要知道，我不可能不這樣做，因為這是我的責任。」

　　他常常坐在我身邊，強迫我吃東西。可是我卻吃不下去。

　　星期六那天——難道我入獄已經八天了嗎？——他採取了最強硬的措施：向監獄醫務官報告說，我來到這裡以後，一點東西也沒吃過。這個龐克拉茨監獄的醫務官成天繃著臉，穿一身黨衛隊制服，不經他的許可，捷克醫生連阿司匹林這類藥方都不能開。這個醫務官竟親自給我端來一碗病號稀飯，站在我身旁，看我咽完最後一口。這時卡爾利克非常滿意自己干預的成功。第二天，他親自喂我喝了一碗星期日的湯。

　　但後來還是不行。我那被打爛的牙齦，連星期日土豆燒牛肉裡煮爛的土豆都不能咀嚼，腫脹的喉嚨咽不下哪怕是小塊的食物。

　　「他連紅燒牛肉——紅燒牛肉都不想吃，」卡爾利克站在我身旁憂鬱地搖著頭，埋怨地說。

　　隨後，他就狼吞虎嚥地和「老爹」分享了我的那一份。

　　唉，你們不曾在一九四二年的龐克拉茨鹽獄裡待過的人，就不會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這「紅燒牛肉」是什麼東西。即使在最艱難的時期，也就是說當所有的囚犯肚子餓得咕咕直叫的時候，當在澡堂洗澡的一些包著人皮的活骷髏清晰可見的時候，當每個囚犯用貪饞的目光盯著他的同伴的幾口食物的時候，當那令人作嘔的乾菜粥上澆點番茄汁就覺得是無上美味的時候，就在這個最艱難的時期，按規定每週兩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分飯的人在我們的盤子裡放上一勺土豆，再澆上一湯匙帶幾根肉絲的紅燒肉汁，這簡直就是開胃極了。是的，問題還不在於開胃，而是這東西使人實實在在地記起了人的生活。在這個殘酷而又違反常情的蓋世太保的監獄裡，它是某種正常的、帶有人間生活滋味的東西。人們一提起這「紅燒肉汁」，連聲調都變得柔和優美了。——埃有誰能理解這一湯匙「紅燒肉汁」對於面臨著死亡威脅的人是何等珍貴埃兩個月後，我才明白了卡爾利克的驚奇。「連紅燒牛肉都不想吃」，——還有什麼能比這更清楚地說明我當時怎樣地接近了死亡。

　　就在當天夜裡兩點鐘，卡爾利克被叫醒。要他在五分鐘內收拾停當，仿佛他只是出去溜達一趟，而不是到新的監獄、集中營或刑場去結束自己的生命似的，——誰知道他要上哪兒去呢。他在我的草墊旁跪下來，雙手抱住我的頭，吻我，——這時，走廊裡傳來了看守的一聲粗暴的吆喝，說明在龐克拉茨監獄裡是不能有這種感情的流露的，——卡爾利克跨出門檻，哢嚓一聲，門又鎖上了……牢房裡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了。

　　我們將來還能見面嗎，朋友？我們留下的人下一次又將在什麼時候分別？我們倆誰會先走，到哪兒去？又是誰來傳喚他？是穿著黨衛隊制服的看守？還是那個沒有穿制服的死神？

　　現在我只寫出了初次離別時令人激動的情思。從那以後已經過去一年了，然而送別這個朋友時所引起的那種情思還不斷地、有時甚至還是很強烈地出現在我的記憶裡。掛在牢房門上的「兩人」牌子又換成了「三人」，不久又改成「兩人」，然後又出現「三人」，「兩人」，「三人」，「兩人」。新的難友來了又去——只有最初留在二六七號牢房裡的兩個人，依然忠實地住在一起。

　　這就是「老爹」和我。

　　「老爹」名叫約瑟夫·佩舍克，是個六十歲的老教員，教師委員會主席，他比我早被捕八十五天，罪名是在草擬一項關於改革自由捷克學校的建議中「陰謀反對德意志帝國」。

　　「老爹」是一個……

　　可是，朋友，怎樣來描寫他呢？這是件很難的事。兩個人，一間牢房和一年的生活。在這共同生活的一年中，「老爹」這個稱號上的引號消失了；在這一年中，兩個不同年齡的囚犯成了真正的父與子；在這一年中，我們彼此吸取了對方的習慣、口頭禪，甚至說話的聲調。現在你不妨來試試，看能否分辨出哪些是我的，哪些是老爹的；哪些是他帶到牢房裡來的，哪些又是我帶來的？

　　他徹夜不眠地守護在我身旁，用浸濕的白繃帶為我裹傷，驅走那逼近我的死亡。他忘我地擦洗從我的傷口中流出的膿血，對於我的草墊四周散發出的那股臭味，從未表現過厭惡的神情。他替我洗補那件可憐的破襯衫，這是我第一次受審時的犧牲品，當這件襯衣實在無法再穿時，他就把自己的那件給了我。他還趁早晨半個小時「放風」的機會，在監獄的院子裡冒險替我採摘雛菊和草莖。每當我去受審時，他總是以一種愛撫的目光伴送我；回來後又用新的繃帶包紮我的新傷口。每逢我夜裡被帶去受審時，他總是不睡，一直等到我回來，把我扶上草墊安置好，小心翼翼地替我蓋上毯子之後，他才去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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