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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1)


  中央委員會「公社戰士」療養院的旁邊,是中心醫院的大花園。療養院的人從海濱回來,都從這座花園經過。花園的一堵灰色石頭砌的高牆附近,長著枝葉茂盛的法國梧桐,保爾喜歡在這裡的樹蔭下休息。這個地方很少有人來。從這裡可以觀看花園林蔭道和小徑上絡繹不絕的行人;晚上,又可以遠遠避開大療養區惱人的喧鬧,在這裡靜聽音樂。

  今天,保爾又躲到這個角落裡來了。他舒適地在一張藤搖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來。一條厚毛巾和一本沒有看完的富爾曼諾夫的小說《叛亂》,放在旁邊的搖椅上。到療養院的最初幾天,他仍然處在神經過敏的緊張狀態中,頭疼的症狀始終沒有消失。教授們一直在研究他那複雜而罕見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診、聽診,使他感到又膩煩,又疲勞。責任醫生是一個大家都願意接近的女黨員,姓耶路撒冷奇克,這個姓很怪。她總要費很大勁,才能找到她的這個病人,然後又耐著性子勸他一起去找這位專家或者那位專家。

  「說實在的,這一套真叫我煩透了。」保爾說。「同樣的問題,一天得回答他們五遍。什麼您的祖母是不是瘋子啊,什麼您的曾祖父得沒得過風濕病啊,鬼才知道他得過什麼病,我壓根兒就沒見過他。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想叫我承認得過淋病,或者別的什麼更糟糕的病。老實說,為了這個我真想敲敲他們的禿腦袋。還是讓我休息一會兒吧!要是這一個半月老這麼把我研究來研究去,我就要變成一個社會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總是笑著,用玩笑回答他,過不了幾分鐘,她已經挽著他的胳膊,一路上說著有趣的事,把他領到外科醫生那裡去了。

  今天看樣子不會檢查了。離吃午飯還有一個小時。保爾在矇矓的睡意中聽到了腳步聲。他沒有睜開眼睛,心想:「也許以為我睡著了,就會走開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搖椅嘎吱響了一聲,有人坐了下來。飄過來一股清淡的香氣,說明坐在旁邊的是個女人。保爾睜開眼睛。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耀眼的白色連衣裙,兩條曬得黝黑的腿和兩隻穿著羊皮便鞋的腳,然後是留著男孩髮式的頭,兩隻大眼睛,一排細小的牙齒。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對不起,我大概打攪您了吧?」

  保爾沒有做聲。這可有點不禮貌,不過他還是希望這個女人會走開。

  「這是您的書嗎?」

  她翻弄著《叛亂》。

  「是我的……」

  又是一陣沉默。

  「同志,請問您是『公社戰士』療養院的嗎?」

  保爾不耐煩地扭了一下。「打哪兒冒出來這麼個人?這算什麼休息?說不定馬上還要問我得的是什麼病呢。算了,我還是走吧。」於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

  保爾已經抬起身子,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女人的響亮的聲音。

  「你怎麼鑽到這兒來了,朵拉?」

  一個曬得黝黑、體態豐滿的金髮女人,穿著療養院的浴衣,在搖椅邊上坐了下來。她瞥了保爾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您是不是在哈爾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爾科夫。」

  「做什麼工作?」

  保爾決心結束這場沒完沒了的談話,便回答說:「掏茅房的!」

  她們聽了哈哈大笑,保爾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這種態度,恐怕不能說很有禮貌吧。」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哈爾科夫市黨委常委朵拉·羅德金娜後來不止一次回憶起他們結識時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飯後,保爾到海洋療養院的花園去看歌舞演出,沒想到在這裡遇見了紮爾基。說來也怪,使他們相逢的竟是一場狐步舞。

  一個肥胖的歌女,狂蕩地打著手勢,唱完了一支《良夜銷魂曲》。隨後,一男一女跳上了舞臺。男的頭上戴一頂紅色圓筒高帽,半裸著身體,胯骨周圍系著五顏六色的扣帶,上身卻穿著白得刺眼的胸衣,還紮著領帶。一句話,裝的是野蠻人,看起來卻不倫不類。那女的長相倒不錯,身上掛著許多布條。他們剛出場,一群站在療養員的安樂椅和躺床後面的新經濟政策暴發戶,就伸出他們的牛脖子,齊聲喝彩。這一對寶貝在他們的喝彩聲中,扭動屁股,踏著碎步,在舞臺上跳起了狐步舞。簡直難以想像還有比這更加令人作嘔的場面了。戴著傻瓜圓筒帽的胖漢子和那個女人,緊緊貼在一起,扭來扭去,做出各種下流猥褻的姿勢。保爾身後,一個肥豬似的大胖子樂得呼哧呼哧直喘氣。保爾剛要轉身走開,緊靠舞臺的前排有一個人站了起來,憤怒地喊道:「夠了,別賣淫了!見鬼去吧!」

  保爾認出這個人是紮爾基。

  鋼琴伴奏中斷了,小提琴尖叫了一聲,不再響了。臺上的一對男女停止了扭擺。暴發戶們從椅子後面發出一片噓聲,氣勢洶洶地指責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戲給攪黃了,真他媽的不像話!」

  「整個歐洲都在跳啊!」

  「簡直豈有此理!」

  這時候,在「公社戰士」療養院來的一群觀眾裡,共青團切列波韋茨縣委書記謝廖沙·日巴諾夫把四個手指夾進嘴裡,打了一個綠林好漢式的呼哨,別的人也群起響應。於是,臺上那一對寶貝像被風刮走似的不見了。報幕的小丑像一個機靈的堂倌,跑出來向觀眾宣佈,他們的歌舞班子馬上就走。

  「一條大道朝天,夾起尾巴滾蛋,要是爺爺問你,就說到莫斯科看看!」一個穿療養衣的小夥子,在一片哄笑聲中這樣喊著,把報幕人送下了舞臺。

  保爾跑到前排,找到了紮爾基。他們在保爾房間裡坐了很久。紮爾基在一個專區的黨委會負責宣傳鼓動工作。

  「告訴你,我已經結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紮爾基說。

  「是嗎,你愛人是誰?」保爾驚奇地問。

  紮爾基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相片給保爾看。

  「還認得出來嗎?」

  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兒去了呢?」保爾更加驚訝了,又問。

  「上莫斯科了。被開除出黨以後,他就離開了共產主義大學,現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學習。聽說他恢復了黨籍。白搭!這個人是不可救藥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兒嗎?他現在當了造船廠副廠長。其他人的情況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們分散在各地,能夠碰到一起,談談過去的事,真叫人高興。」紮爾基說。

  朵拉走進保爾的房間,同她一起進來的還有幾個人。一個高個子的坦波夫人關上了門。朵拉看了看紮爾基胸前的勳章,問保爾:「你的這位同志是黨員嗎?他在哪兒工作?」

  保爾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把紮爾基的情況簡單地介紹了一下。

  「那就讓他留下吧。剛才從莫斯科來了幾位同志。他們要給咱們講一講黨內最近的一些情況。我們決定在你屋裡開個會,算是個內部會議吧。」朵拉解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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