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235)_亞曆克斯·哈利

二三五

　　翌日清晨，當我們抵達塞內加爾的達喀爾時，我們轉搭輕型飛機到岡比亞的雲杜姆機場，然後再乘坐一輛載運旅客的卡車進入首都班珠爾。埃布和他的父親阿哈裡·曼根召集了小群對這個小國家歷史有相當認識的人到我下榻的大西洋飯店來見我。就如同我先前對威斯康辛范西納博士說的一樣，我告訴他們我的家族世代口述歷史的傳統。我以倒敘的方式從外婆講到湯姆，再往上到雞仔喬治，最後講到濟茜說她非洲父親如何對其他的奴隸堅持他的名字是「金塔」，並一再地重複提及那些辨認各種不同事物的語音，以及他在家鄉村落砍木頭時被攻擊，然後被俘虜的故事。

　　當我結束時，他們以極想笑的口吻說：「當然啦，『肯必·波隆河』意指岡比亞河，每個人都應該知道。」我很激動地說並不然，這世界上還有許多人並不知道！然後他們十分感興趣我那位一七六○年代的祖先堅持他的名字叫「金塔」。他們說：「我們國家那些最古老的村落都是以好幾世紀前最先定居在那裡的家族來命名的。」於是他們拿來一張非洲地圖指著說：「你看，這裡有個村落叫做康達·金特，而不遠處也有個叫做康達金特·約尼·亞的村落。」

　　他們接著告訴我一件我做夢也沒想的事：在此國家一些較古老而且不是很文明的村落裡可能發現一些被稱為「史官」的老人，他們就像是一本歷史的活字典。一位資深的史官通常是在六十五至七十五歲之間，在他們之下有一長列較年輕的史官——以及學徒男孩。當這些男孩將來有資格成為一位資深史官時，他已在老史官講述長達幾世紀的村落、種族、家庭或偉人歷史的耳濡目染之下薰陶了四五十年。他們告訴我，整個黑非洲都是靠這種口述方式把遠古迄今的年代志傳下來的，因此這種傳奇性的史官人物把非洲歷史逐一不漏地說上三天也不會有所重複。

　　一看到我震驚的神色，這些岡比亞人又向我說明每個人的歷史都可追溯到遠古沒有文字的時代，當時人類的記憶、嘴巴和耳朵是唯一能儲存和轉播資訊消息的工具。他們說我們這些西方世界的人已習慣於「印刷的歷史」，因此幾乎沒人能夠體會人類的記憶力可被訓練至如何登峰造極的地步。

　　因為我的祖先說了他的名字是「金塔」——他們說正確應為「金特」——而且金特家族在岡比亞是既古老又有名；因此，他們承諾要盡最大的力量來找出一位能夠幫我溯本追源的史官。

　　回到美國後，我開始大量地閱讀有關非洲歷史的書籍，狼吞虎嚥地不放過任何一本。此時我才知道我對這片地球上第二大洲的瞭解和關注竟是如此的貧乏和扭曲。至今仍令我相當難為情的是直到當時我對非洲的觀念仍停留在「人猿泰山」似的電影裡，而且孤陋的淺聞也是由偶爾翻閱《國家地理雜誌》的片段中推知的。現在，在整天不斷地啃食非洲歷史後，我夜晚都坐在床沿詳究著非洲地圖，記下每個國家的相關位置和當時奴隸船航行的河流。

　　數星期後，岡比亞來了一封掛號信；信上提議說可能的話請我再回去一趟。可是當時已經濟桔據的我在長久沒動筆寫文章之下已顯得捉襟見肘了。

　　有次，在《讀者文摘》舉辦的露天茶會上，總裁之一的德威特·華萊士女士告訴我她相當欣賞我所寫的《最難忘的人》——有關一位體粗力大的船上老廚師，他在美國海防隊裡曾是我的上司。在離去之前，她主動向我提及若有任何需要她幫忙的地方直說無妨。現在我提筆寫了一封很難為情的信給她，簡扼地說明我現在的計劃和處境。於是她召集了一些編輯與我約談，看看他們覺得如何，並邀我共進午餐，進餐時我幾乎不間歇地說了三個小時。過後不久，《讀者文摘》來了一封信告訴我說他們每個月願意資助我三百元，外加——我最急切需要的——「必要的旅行花費」。

　　我再度去探望堪薩斯市的喬姿亞表姨婆——冥冥中的第六感催促我如此做，而我竟發現她身染重病。但一聽到我已得到資料並將繼續探尋時，她相當激動。她祝我一路平安後，我就飛往非洲。

　　先前與我交談過的那些非洲人告訴我，他們已替我找到一位相當專精金特家族歷史的史官。他們說他叫「凱巴·康伊·馮方納」。我幾乎等不及地問：「他人在哪裡？」他們很奇怪地望著我說：「就在他的村子裡啊！」

　　我發現假如我想見這位史官的話，我得準備一樣我從沒想過自己必須要做的事——組織一團小型樂隊！我整整跟非洲人那種嘮叨的洽商習慣周旋三天才租到一輛汽艇準備往上游走，然後租輛卡車和吉普車來載運所有的裝備，最後再雇用十四個人——包括三名翻譯和四名樂師。他們說在那種窮鄉僻壤地區的史官沒有音樂伴奏是不會說的。

　　當汽艇在「肯必·波隆河」上振動航行時，我覺得自己像個異鄉人。最後，我們來到了一處被英法兩國用來作為奴隸轉運站至少兩世紀的碉堡「詹姆斯島」。在請他們靠一會兒岸後，我在那仍由陰森的大炮所守護的斷垣殘壁下踱步，內心刻畫著當時黑奴們在此地面臨離鄉背井，永不能回來且哭訴無門的絕境，也試想自己被上枷鞭打的情景。我想找些有著古時鎖鏈遺痕的殘留物，可是最後只帶走一隻木杵和一塊磚頭。數分鐘後，我們又回到了汽艇上。我一直注視著這條我祖先把它的名字帶過大西洋到弗吉尼亞斯波特瑟爾維尼亞郡傳給他女兒的河流。後來，我們抵達了一個叫做奧爾布達的村落。我們上了岸，徒步走往我們的目的地——那位史官所住的嘉福村。

　　來到西非此偏僻地區的第一天，我有股從未有過的激動，到達了所謂的「顛峰體驗」。當我們看到嘉福村時，在外邊玩耍的小孩子立刻發出警訊，於是大人們紛紛地從茅屋裡跑出來。那是個大約只有七十來人的村落，就像大部份窮鄉僻壤的村落一樣，它還保留了兩百年前的模樣：圓環狀的泥牆和圓錐形的茅頂。在聚集的人群當中有位穿著一襲磨白了的長袍，鷲形的黑臉上戴著一頂無沿帽，甚有「大人物」氣象的人，後來我才知道他就是我們要千里迢迢趕來會面的人。

　　當那三名翻譯過去和他打開話匣子時，其他七十多位村民則緊圍在我身旁瞪著我，只要我稍微一動，就會碰到最靠近的人。此時一股澎湃洶湧的情緒在我的五臟六腑內翻攪著，一時不知所措的我正納悶著那究竟為何。突然，頓悟就像一陣狂風般地襲擊著我，在我一生中有許多次被群眾包圍的經驗，但從沒有像這樣被宛如黑炭的人群困住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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