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自傳(41)

四一

　　在我充當團長的短短時期中，有一次在我將出發到維吉尼亞旅行之前，我團隊中的軍官們認為他們應當護送我出城直到下渡口。當我正在上馬時，他們三、四十個人，騎著馬全體穿著軍服，來到我的門前。事前我對他們的計劃一無所知，否則我會加以勸阻，因為我生性不喜歡在任何場合擺威風。他們來了，我真十分懊恨，因為我這時無法使他們不護送我了。使事情更糟的是：當我們開始移動時，他們拔出了他們的指揮刀，一路上騎著馬持刀前進。有人替這件事寫了一個報告寄給業主，他大為不樂。當他在賓夕法尼亞州時，他從來沒有受過這樣隆重的敬禮，他的州長們也從未享受這樣的敬意。他說只有王室的親王才配受這樣的敬禮。這也許是真的，但是我不大知道。無論是過去或現在，對這種事情的禮節我都是外行。

　　但是這種無謂舉動卻大大地增添了業主對我的敵意。由於我在州議會中有關他財產免稅方面的言行，在這以前他本來已經很恨我了。我一直激烈地反對著這種免稅，而且我還嚴厲地斥責他在要求這種特權時所表現的卑鄙無恥的不義行為。他向內閣控告我，說我對英王軍務的完成是一個巨大障礙，說我利用我在州議會中的勢力反對通過合適的籌款議案。他還引用我跟我的軍官們列隊遊行的事作為例證，說明我企圖使用武力從他手中奪取賓州的政權。他還請求郵務總長依福拉·福根納爵士免除我的職務，但是他徒勞操心，結果只博得了依福拉爵士的一頓委婉的訓誡而已。

　　儘管州長與州議會間不斷發生齟齬，作為一個議員，我在爭論中是分擔著很大的份兒的，但是在我與州長之間卻仍然保持著一種謙恭有禮的關係，我們之間從未發生過私人的嫌隙。有時候我想他之所以對我不抱怨或很少抱怨，可能是一種職業性習慣的結果，因為大家都知道對他諮文的覆文是我執筆的。他受過律師的訓練，他也許認為我們兩人只是訴訟中爭執雙方的律師而已，他代表業主，而我代表州議會。因此，有時候他到我家裡來做一次友好的訪問，要我對一些疑難問題提些意見，他有時也接受我的勸告，雖然這是不常有的事。

　　我們共同合作替佈雷多克的部隊採購糧秣。當他失利的可怕消息到達後，州長火急地召我去見他，跟他共同商談防止邊陲城鎮居民逃亡的方法。現在我記不起當時我建議了什麼，但是我想我曾經建議他應當寫信給丹巴，要他如果可能的話暫把部隊駐紮在邊境上，以保護邊區居民，等到各殖民地的援兵一到，他或許可以繼續進行征伐。等到我從邊區回來以後，他可以命令我用殖民地軍隊去進行征伐，去取度肯堡——如果丹巴和他的部隊忙於攻打其他地區的話。他提議任命我為將軍。我對於我自己軍事才能的估價低於他口頭上對我的評價，並且我相信他口頭上的評價一定超過了他真正的想法。但是也許他以為我的名望會有助於士兵的徵集，我在州議會中的勢力會有助於州議會的撥款來付軍餉，並且或許此項撥款可以豁免業主財產的納稅。當他發現我並不像他預料那樣地熱中於此的時候，這一計劃就被拋棄了。不久以後他就去職了，繼任者是田尼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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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繼續敘述我在這位新州長任內所從事的政治活動之前，在此不妨敘述一下我在學術研究方面聲譽的蒸蒸日上。

　　在一七四六年，當我在波士頓時，我在那裡遇見了一位史賓塞博士，他剛從蘇格蘭來，他做給我看一些電氣試驗。這些試驗做得不很完美，因為他的技術不很熟練。但是因為這個題目對我是完全新的，所以它們使我感到又驚又喜。我回到費城不久，我們的借閱圖書館從倫敦皇家協會的一個會員柯令遜先生那裡收到了一根玻璃管作為禮品，附有說明書，解釋做這種實驗時使用玻璃管的方法。我熱心地乘機重複我在波士頓看到的實驗。經過多次練習以後，我也能很迅速熟練地做那些在英國寄來的書報中提到的實驗了，同時我加添了幾個新的實驗。我說經過多次練習，因為在一個時期內我家經常客滿，人們麇集來看這些新鮮的玩意兒。

　　為了使得朋友們能夠稍稍分擔這種負累，我叫玻璃廠製造了幾根類似的玻璃管。這樣，這些朋友也有了做實驗的設備了，所以到了後來我們就有了好幾個做實驗的表演者了。在這些人中間，金納司萊先生是最主要的，他是我的鄰居，很有才能，由於他當時正失業，我就鼓勵他表演這種實驗來賺錢，並且我替他撰寫了兩篇演講稿，務使實驗的先後排列、講解說明的措辭和方法，能做到由淺入深、從已知到未知的地步。為了這個目的他購買了一套漂亮考究的儀器，凡是以前由我自己製造的粗糙的小機件，現在都由儀器製造商做得很漂亮了。聽他演講的人很多，他們聽了也大為滿意。過了一些時候，他周遊各殖民地，在各主要城鎮表演實驗，因此賺了一些錢。在西印度群島，做這些實驗可確實不容易，因為那裡的空氣很潮濕。

　　由於柯令遜先生贈送給我們那根玻璃管和其他對象，我們對他很感激，所以我覺得我應當告訴他我們用玻璃管做實驗所獲得的成就，我就給他寫了幾封信，報告我們所做的實驗。他在皇家學會中宣讀了我的報告，皇家學會起初以為這些報告沒有重大價值，不值得在他們的社刊中發表，我曾經替金納司萊寫了一篇論文，說明閃電和電是同一體，我把這篇論文寄給我的一個朋友密丘爾博士，他也是皇家學會的會員。他告訴我說，這篇論文已經在學會中宣讀過了，但是只受到了那些行家的嘲笑。但是有人把這些論文給方壽節博士看，他卻認為它們很有價值，不應使之埋沒，他建議把它們印出來。後來柯令遜先生把它們交給蓋夫，要他在他的《紳士雜誌》中發表。但是蓋夫決定用小冊子單獨發表，方壽節博士並且寫了一篇序文。看來蓋夫的生意經算盤是打對了，因為加上後來陸續寄去的文章，這本論文集變成了一本厚厚的四開本，出了五版，可是稿費他卻分文不出。

　　但是，這些論文在一個時期內在英國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一位有真才實學的馳名法國和全歐的科學家德保豐爵士，以偶然的機緣看到了這本論文集，他就促使戴立巴先生把它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這一法文版的印行卻激怒了宮廷科學導師諾萊神父。他是一個能幹的實驗科學家，他在以前已經發表了一篇關於電氣的理論，當時甚為流行。他起初不能相信這些論文是從美洲來的，他說這必然是他的對手們為了貶損他的學說而在巴黎捏造出來的。到了後來，他知道了：儘管他以前懷疑過，在費城卻真有一個叫富蘭克林這樣的人，他寫了許多信，發表了一巨冊的信件，這些信主要是寫給我的。在信裡他替他的學說辯護，否認我的實驗和從實驗獲得的結論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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