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_法國中尉的女人_約翰·福爾斯

譯後記(1)

　　《法國中尉的女人》自一九六九年問世以後，在西方廣大讀者和評論界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人們對其主題、人物、藝術技巧等方面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問題探索小說」，而且「在這種用問題探索手法寫成的小說中，藝術水準最高的當推約翰·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①；也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寓言小說，說象福爾斯這類「作家不僅通過寓言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哲學思想，而且在創作技巧上也在謀求新的途徑，評論家們把他們稱為『哲學派』或『寓言編撰家』」②；也有人認為這是一部「散文體比較小說」，「它將小說引入了文化史和社會學的比較領域」③。這真可謂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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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艾弗·埃文斯著《英國文學簡史》（英文版，1978）第368頁。
　　②轉引自劉若瑞著《六十、七十年代英國小說中的新流派》、見《外國文學動態》1980年第1期。
　　③彼得·沃爾夫著《約翰·福爾斯》（英文版，1979年）第124頁。

　　無論一位作家持什麼觀點、用何種藝術手法進行創作，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那就是他的作品必然反映出他對社會和人生的理解。這正如約翰·福爾斯自己所說：「所有的傑出著作都是經驗的結晶……我認為，嚴肅作家對文學的目的必須有一個絕對明確的認識。如果對文學和人生的認識沒有一種哲學作為支柱，你就不可能進行嚴肅的創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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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彼得·沃爾夫著《約翰·福爾斯》（英文版，1979）第19頁。

　　《法國中尉的女人》是一部以維多利亞中期為背景的小說。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一個世紀後的一位英國作家對那個時代所提出的嚴厲批評。英國在十九世紀度過了「饑餓的四十年代」以及憲章運動的三次高潮以後，進入了相對穩定的「維多利亞盛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那是一個在科學技術、工農業生產和思想文化都有長足進步的時代；同時，那也是多數人過著貧窮生活，城市和鄉村充滿了非正義的時代，特別明顯的是，它在思想意識、道德觀念上有著因循守舊、妄自尊大、虛偽自私的特點。正如本書第三十五章所概括的那樣，那是一個充滿了各種矛盾現象的時代：是一個婦女倍受尊重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花幾鎊錢便可買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裡，英國所建教堂的數目超過了這個國家以往的總和，而在倫敦，每六十所房屋中就有一所是妓院；在那個時代，每一座佈道壇、每一家報紙的社論、每一次公開演講，都喋喋不休地宣傳婚姻的神聖性，而上至王儲、下到達官顯貴，許多人都有著偷偷摸摸的私生活，人數之多，超過或幾乎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在那個時代，刑法制度逐步講究人性化，而鞭打卻非常盛行；在那個時代，婦女們的衣服把肉體遮蓋得比任何時代都嚴實，但對雕刻家的評判卻要看他雕刻裸體女人的水平，等等。

　　這部小說是以貴族青年查爾斯跟資本家的女兒歐內斯蒂娜以及跟出身低微的家庭女教師莎拉的關係為主線發展的。這一主線的兩個側面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點。誠如小說中所指出的：「十九世紀中葉，按財富劃分社會等級的趨勢已經在倫敦出現。當然，高貴的血統和門第並沒有被取代。」隨著工商業的發展以及相應的政治改革的實現，英國資產階級正愈來愈占著實際的統治地位，但由於它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封建貴族的尊貴地位被保留下來，血統、門第、教養成為資產階級豔羨的榮耀。資產階級既瞧不起貴族，認為他們是些破落戶，是「無用的虛飾」；但又羡慕他們，企圖用貴族的地位作為抬高自己身價的手段。這決定了他們對貴族既謙卑又高傲的矛盾態度。弗裡曼先生在一八五○年以後的社會和經濟大變革時期發了大財，成為商業界舉足輕重的人物。而且，他認識到「我們的時代是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是一個做事的時代，做大事的時代。」因此，他雄心勃勃，準備把「某對形式的帝國」送給他的女兒和未來的女婿。這是他引以為驕傲的一面。在對貴族的態度上，他隱隱約約懷有一種卑視，並對他們下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結論；同時，他卻處處裝出上流社會的紳士派頭，而又不時懷疑自己裝得不象，內心裡往往覺得自慚形穢，表現出一種自卑感。因此，他處心積慮地向貴族靠攏。實際上，他把女兒嫁給查爾斯不過是「用金錢來購買地位的手段」，是企圖躋身于貴族階級行列的一個步驟。由於出身和父親的影響，歐內斯蒂娜在這一問題上，同樣持一種矛盾態度。她瞧不起貴族羅伯特爵士，甚至不喜歡溫斯亞特莊園的那些破舊房子；但她一想到即將成為貴族太太和莊園的女主人，就感到渾身暖融融的。她同樣有一種自卑感，經常懷疑別人卑視她是「布商的女兒」。她對查爾斯開玩笑說，假如查爾斯是一位勳爵的話，她就會更愛他。但「在這種自我解嘲的背後，卻潛伏著一對恐懼心理。」實際上，弗裡曼父女對貴族的矛盾態度反映了當時資產階級的普遍心理，英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對此有過不少描述。在薩克雷的《名利場》中，「貴人迷」老奧斯本朝思暮想要當第一代從男爵，可是當他受到貴族的怠慢時，他又高傲地炫耀自己的財力，惡狠狠地說：「把那些窮狗一隻只地買下來也算不了什麼！」在蓋斯凱爾夫人的小說《南與北》中，工業資本家桑頓先生畢恭畢敬地請一位出身高貴的窮紳士給自己講授希臘羅馬文學，以便使自己成為有教養的紳士。甚至狄更斯筆下那個目空一切的資本家董貝先生也不得不以宴請貴族來裝飾門面。可以說，福爾斯對弗裡曼父女的這種矛盾態度的描寫，真實地表現了英國資產階級的心理特點。

　　如果說上述這點是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傳統主題的話，作者對莎拉這一形象的塑造則體現了具有當代特點的主題：社會對人的壓抑。莎拉出身下層，又受過一些教育，這使她處於一種「心比天高，身為下賤」的特殊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她要爭得獨立和自由，就必然跟她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格格不入。她同情工人運動，幫助受污辱的女僕米莉，跟維多利亞時代精神的體現者波爾蒂尼夫人公開對抗，在性愛問題上採取時代和環境所不容的態度，這一切必定使她處處碰壁，陷入孤獨。在整部小說中，莎拉是個謎團般的人物，即使對查爾斯來說，雖然他感到跟莎拉是「同一塊石頭雕刻而成的」，但對莎拉也並不完全理解。其實，人們感到她不可理解，這正說明她的思想和行為是對維多利亞時代精神的反叛。故事一開始，她不顧一切，我行我素，不願離開萊姆，甘願被視為「法國中尉的蕩婦」，這不是對當時倫理道德的蔑視和反抗麼？最後，她離開查爾斯，在跟維多利亞道德觀念背道而馳的拉斐爾前派代表人物羅塞蒂那兒找到了歸宿，這是她向著擺脫壓抑、向個人的獨立和自由邁進了一大步，也是她性格發展的必然。在她跟查爾斯的關係上，表面看來查爾斯是她的幫助者，而實際上她是查爾斯的引路人。在她的誘導下，查爾斯一步步離開了貴族階級，離開了弗裡曼先生給他安排的人生歷程，走上了受壓抑的孤獨道路。有的評論說：「查爾斯在小說最後一章中的處境跟莎拉在第一章中的處境完全相同：孤獨。」①這種分析頗有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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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彼得·沃爾夫著《約翰·福爾斯》（英文版，1979年）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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