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2)_法國中尉的女人_約翰·福爾斯

第五十五章(2)

　　當我注視著查爾斯的當兒，我要提出的問題卻與上述兩個問題無關。我應該怎樣寫下去呢？我曾想過，就在此時此地結束查爾斯的故事，在他去倫敦的路上我們就永遠離開他。但是，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傳統模式不論過去和現在都不容許開放式的、無結論的結尾。我前面已經宣揚過，必須給人物以自由。我的問題很簡單——查爾斯所需要的東西是清楚的嗎？非常清楚。可是女主人公所需要的東西卻不那麼清楚，而且我甚至不知道她身居何處。當然，要是這兩方面的需要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我根據想像臆造的東西，這個問題顯然是難以處理的：一種需要跟另一種需要相衝突，最後實際上一種需要可能戰勝另一種需要，也可能失敗。小說總是要假裝與現實相一致：作家把兩種相互衝突的需要安排在一個圈子裡，然後就描寫這種衝突——可是實際上他安排好了這場衝突，最後讓他所讚賞的一方獲得勝利。我們在評判小說家時，既根據他們安排衝突的技巧（或者說，根據這樣的技巧——能夠使我們看不出他們安排過這場衝突），也根據他們在這場衝突中站在哪一方：善良的，悲慘的，邪惡的或滑稽的，等等。

　　但在衝突的安排中，最主要的一點是要向讀者表明作者自己對周圍世界的見解——不論作者是悲觀主義者，樂觀主義者，或者還是別的什麼主義者。我已假裝回到了一八六七年。當然，那一年是一個世紀以前。我覺得不管我對那時的社會表示樂觀主義，或者悲觀主義，或者任何別的什麼態度，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自那以後發生了什麼。

　　於是，我繼續注視著查爾斯，覺得這一次完全沒有必要安排他即將投入的衝突了。這樣我就有了兩種可供選擇的辦法。我可以讓衝突自行發展，自己只是起一個記錄員的作用；或者，我可以根據自己的立場對衝突的發展和記錄都進行干預。我注視著那張似乎軟弱無能但也並非毫無作為的面孔。我們快要到達倫敦時，我覺得自己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那就是說，原來我認為難以處理的那個問題是並不困難的。在這場衝突中我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提供兩種可能性，兩種描述。採取這一辦法，對我來說只剩下一個問題：我不可能同時提供兩種描述，總要有先有後。不論第二種描述是怎麼樣的，因為它是最後一章，是「真正」的描述，其效果是非常強烈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從上衣口袋裡掏出錢包，取出一枚銀幣。我把它放在右手拇指的指甲上，把它彈起兩英尺高。它在空中旋轉著。我用左手接住了它。

　　就這樣做了決定。這時，我突然發現查爾斯已睜開眼睛，正望著我。從他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出，這當兒他對我已經不僅僅是不喜歡了。他以為我要麼是個賭徒，要麼是個精神病患者。我還了他一眼，表示輕蔑，接著把銀幣放回錢包。他拿起睡覺時放在一邊的帽子，撣了撣灰塵（根本就沒有灰塵，他這一動作是表示對我厭惡），戴到了頭上。

　　我們在帕丁敦車站下了車，站台的屋頂是用巨大的鐵梁支撐著的。我們總算到了倫敦。他邁步上了站台，向一個挑夫招了招手。不一會兒，他向挑夫交待完畢，轉過身來，卻發現那個大鬍子已經消失在人群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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