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館在倒塌(50)

五〇

　　在從青少年到成年早期還是一名虔城天主教徒的一代人中，任何受過教育的人似乎都簽訂了一份生存合同：天主教玄學系統為他們消除了疑慮，使他們獲得了穩定的心境，作為回報，他們便接受了相應的道德規範，即使這些規範在實際生活中對人的要求極為苛刻，甚至有時是人類難以達到的。該系統的一大長處在於它的整一性、綜。合性與不屈服性，對那些在該系統中成長起來的人們來說，對其中一部分觀點提出質疑就等於懷疑其全部。在它主張的各種道德規範中挑挑揀揀，對那些讓人難以履行的條規表示輕蔑簡直就是偽善的行徑。這種對一致性的狂熱追求構成了英美兩國天主教的一大特點，因為歐洲大陸各國文化在對待原則與實踐之間的矛盾時表現得比較寬容。

　　這在工人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構成的天主教「貧民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一篇關於獼能走多遠件的評論文章中，作者奧伯侖·沃表現得火藥味極濃。他談到基督教在性問題上的傳統教義時聲明，「勿庸置疑，少數認真履行這一教義的人發現它對人的壓抑太大；但大多數人過著一種歡快的不服從生活。」但我要指出的是，這種觀點是從庫姆·弗羅裡·豪斯與唐塞德、而非生活在這個國家各個普普通通的教區中的大多數天主教徒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時所得出的結論，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向沃先生做出保證。

　　當我和妻子在一九五九年結婚時，天主教關於禁止人工避孕的教義對我們來說就如同信經中的任何一條一樣天經地義、無法更改。可以想像，如果不遵守這一教義，就意味著脫離教會。當時人們無法想像，一個人既可以不遵守這一教義又可以留在教會中做一個虔誠的教徒或者教會本身會改變其觀點。但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人們終於可以想像上述兩件事，並開始思考這一問題。導致大氣候發生這一變化的原因有二：首先，孕酮藥的發明似乎給人們帶來了一種安全避孕的希望，而且這種方法不會受到天主教傳統教義的反對。　

　　因此，有可能得到批准，不會嚴重影響人們在信仰方面的一致性。第二，一九五八年被選為代理教皇的約翰二十三世鼓勵天主教徒對他們信仰中某些以前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方面進行重新審視。一九六二年，他號召第二屆梵蒂岡大會向現代世界重新闡釋天主教信仰，並且在同一年成立了教皇委員會，研究那些與家庭、人口和生育控制有關的問題。次年接替他的教是保羅六世專門授權該委員會，參照避孕藥物，對教會有關生育控制的教義進行審查。由此可見，教會最高層都承認教會教義可以更改。

　　《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本書採取了喜劇形式，希望以此喚起非天主教徒和非基督教徒的興趣與同情。小說刻畫了生活在「安全避孕法」重壓之下的已婚男女生活的荒誕性與反諷性，並將之視為世上男女在理解、安排與滿足他們的性生活方面所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芭芭拉在最後一章的沉思過程中清楚地講明瞭這一點：

　　……關於性存在某種東西。也許是原
　　罪。我不清楚，但是我們永遠無法理清。你
　　認為自己在某個地方控制住它了，但是它又
　　會在另一個地方冒出來，要麼以喜劇形式，
　　要麼是悲劇形式。誰也無法逃脫它。你看到
　　某對夫婦開著他們新買的賽車去歐洲大陸，
　　對他們充滿了羡慕，但是你隨後就會發現他
　　們為了生一個孩子而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不
　　想要孩子的有了孩子，而想要孩子的卻得不
　　到，也許這種人不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
　　題。人人都有本難念的經，只要你……

　　這段內心獨白使我想到了《大英博物館在倒塌》的第二個特點：文學滑稽模仿與拼湊。在後記中對此加以評論很有必要。在尋找一個人物或一對人物以及探索天主教與性這一主題的文化環境時，我想起了前段時間隨便記下的一部滑稽小說的提綱。小說講的是一位在大英博物館搞研究的英國文學研究生，他的生活不斷帶有他正在研究的虛構文本的風格和主體色彩。

　　在這部作品中，我不僅吸收了自己在大英博物館撰寫論文的經歷（關於從牛津運動到現代天主教小說），而且受益於新近我對用語言構築虛構世界的方法研究——在我獲得哈克尼斯獎學金、動身前往美國之前業已完成，在這部小說出版幾個月後得以面世，書名為例。說的語言》（一九六六年），這是我的第一部學術批評專著。我對這部小說的基本構想是：主人公是一名窮困潦倒、信仰天主教、已婚的年輕研究生。他想像著妻子可能要第四次懷孕，為此他焦慮萬分。小說以大英博物館閱覽室為線索，講述了一系列流浪漢式的冒險故事，每個章節通過滑稽模仿、拼湊與引用讓人聯想到一位已經被社會公認的現代小說家的作品。

　　小說主人公耽于幻想，這使得小說語調與敘述技巧的轉變顯得非常自然。此外，他不斷為自己的婚姻狀況而焦慮不安的事實也是促使他喜歡做白日夢的原因所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亞當·埃普比的困境在於：他生活中推一真正屬他自己、尚未被某位小說家「寫到」的因子就是他的焦慮之源。當亞當講述自己在閱覽室中的一段康拉德式經歷時，他的朋友加莫爾說：「這是一種特殊的學術神經病症。」「他再也無法分清生活與文學之間的區別。」亞當反駁說，「噢，對，我是分不清楚。大多數文學作品講的是做愛，很少講生兒育女。而生活則正好相反。」
　　毋庸置疑，對我來說，在本書中使用滑稽模仿也是我對付美國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所謂的「影響焦慮」的一種方法。他認為，每位年輕作家所繼承的文學傳統會形成一種令人畏懼的壓力，因而有必要在創作中做一些創新。但這種可能性又微乎其微。在弗蘭·奧布萊思的《兩隻水鳥》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非常恰當。

　　現代小說應該是一部大型參考書：大多
　　數作家用許多時間來述說前人已經說過的事
　　情——通常述說得更好。由於大量參考了現
　　有作品，讀者可以很快熟悉每個人物的本
　　質，避免令人生厭的解釋，使江湖醫生、暴
　　發戶、快手騙子與受過很少教育的人們無法
　　瞭解當代文學。闡釋的結論。

　　那都是我的朋友，布林斯立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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