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館在倒塌(51)

五一

　　在這部小說中有十段滑稽模仿或拼湊的內容，模仿的作家（按字母順序而非在文本中出現的先後順序排列）有約瑟夫慷拉德、格雷厄姆書林、厄尼斯特·海明威、亨利·詹姆斯、詹姆斯·喬伊斯、弗蘭茲·卡夫卡、D·H·勞倫斯、F·R·羅爾夫、巴侖·科爾沃（《哈德裡安7世》的作者）、C·P·斯諾與弗吉尼亞·吳爾芙。此外還提及了其它一些作品，如威廉·戈爾丁的《自由落體》，一些文學流派與類型：切斯特頓一貝洛克散文風格在「埃格伯特·梅裡馬什」的作品中可見一斑。小說中還有一段描寫研究生雪莉酒會的內容，我想這是對後愛米斯校園小說的精心提煉（三位心懷大志的小說家在場，他們不停地記筆記），但是更帶有馬爾考姆·佈雷德裡的《吃人是不對的》（一九五九年）的印跡。

　　馬爾考姆一九六一年到伯明翰大學英語系任教，比我晚到一年。我們很快就成為朋友與合作者。一九六三年，通過馬爾考姆與伯明翰劇團藝術導演的關係，我們兩位以及一位頗有才氣、名叫吉姆·杜凱特的伯明翰大學的大學生（他不幸於一九八O年英年早逝）受託為該劇團寫一部時事諷刺劇。當時正值諷刺劇盛行之時，《天那邊》（Beypnd the Friflg6）與《那一周》（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非常流行。我們寫的這部諷刺劇幗壁之間》在一九六三年秋天按照預定日程上演了一個月，獲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功，儘管觀眾們在公演進行到一半時受到了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事件的巨大影響。朱莉·克裡斯蒂，一位年輕女演員在該劇中擔任了角色。當時她在該劇團的薪水是每週十五英鎊，目的是獲得表演經驗，儘管最近她在電影批利·裡爾》中表演非常出色，極有可能以此成為一名賺大錢的電影明星。我們三位作者從演出獲得的收入要比朱莉·克裡斯蒂少得多，但是我並不吝惜自己花在上面的時間與精力，因為我獲得了看到自己的作品得以上演的經歷和坐在劇院中仔細觀察如同許分人一樣，我現在仍能清楚地記得當消息傳來時我正在幹什麼。

　　當時我正坐在位於車站街的老伯明翰劇團劇院正廳前排座位上，觀看師壁之間》的演出。在上半場的一個人物素描中，一位應聘者去面試時為了表現出滿不在平的樣子，手裡拿著一台正在播放流行音樂的晶體管收音機，放在耳朵上聽。演這個角色的演員上臺時往往拿著一台真的收音機，播放真實的節目。在那一天晚上，突然插進一則緊急消息：「肯尼迪總統遇刺了。」那位演員趕快關掉了收音機，但是有些觀眾已經聽到了這一內容，開始悄悄地但又不安地笑起來，認為這是一個低級趣味的笑話。在中間休息時，所有的人都發現了那個可怕的事實，演出的下半部分遭到了徹底失敗。觀眾們對劇中每一句臺詞的反應的經歷。我真是完全被它吸引住了。相比較而言，那部作品微不足道，而且壽命很短，但是它採用了喜劇手法，對我而言，這開啟了一個新的世界。

　　我寫的頭兩部書《看電影者與薑》與《你這個傻瓜》的確也有幽默的成分，但從根本上講都是小心謹慎的現實主義作品。通過寫《四壁之間》的經歷，我第一次發現自己對諷刺性、鬧劇式與滑稽模仿之類的作品充滿了熱情。我認為正是這一發現把我從精心構制的現實主義小說樊籠中解放出來。無論從那個方面來講，《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可以說是我的第一部實驗小說。很早以前，我就意識到了存在于我從文學批評角度對現代派著名小說家的仰慕之情與自己的創作實踐（由本世紀五十年代的新寫實主義與反現代主義作品構成）之間的矛盾。而這部看似喜劇的小說提供了一種緩解上述矛盾的方法。

　　因此，我與馬爾考姆·佈雷德裡的交往以及他的喜劇性作品所提供的範例是導致我的寫作風格得以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大英博物館在倒塌》一書的獻詞及其中的雪莉酒會一節都表達了我的感激之情。幾年之後，馬爾考姆離開了伯明翰大學前往東安格力度亞大學任教，現在他是那裡的美國研究學教授。我們兩人都為這次分離而感到後悔，然而這也許是一次必然的分離，它將有利於我們各自文學生涯的健康發展n我們現在經常來往．關係非常密切。在公眾眼裡，我們兩個人經常被混為一體。（有一次一個人給我打電話，說他和另外一個人打賭說我和馬爾考姆·佈雷德裡是同一個人，請我做出公斷。）

　　再回到《大英博物館在倒塌》。我非常清楚大量使用滑稽模仿與拼湊是一種冒險的做法。尤其是要冒使讀者產生迷惑與隔閡、無法弄清所暗示內容為何之險。我這樣做的目標是爭取讓這類讀者完全讀懂故事情節的敘述以及風格的經常性轉換，並讓他們感到非常滿意，同時使那些文學修養比較高的讀者因為發現了書中滑稽模仿的內容而獲得另外一層樂趣。這就意味著採用滑稽模仿時必須相對謹慎，在具體章節中尤為如此。在後面幾章中，滑稽模仿部分越來越長，越來越複雜而且越來越明顯。　

　　從審美的角度出發，我故意將最後一段文字設計為全書中最明顯、最恰當及最不同凡響的滑稽模仿。與此同時，隨著該書逐步走近尾聲，我意識到有必要從另一個角度，即從亞當·埃普比的妻子芭芭拉的角度來對他們的婚姻問題做簡短的審視。但是這種遲到而又突兀的「敘述角度」的轉換能否避免即席發揮所產生的生硬與不協調之感？解決這一問題以及尋找具有高潮效果的滑稽模仿的過程成為一種獲取靈感的愉快過程，這使得小說創作這一繁重勞動變為一項值得一做的工作。所有現代著名長篇小說中．有哪一部直到小說結束前一章中還是丈夫思想與觀察對象的妻子在最後一章中突然變為敘述的主體並就丈夫及他們夫妻之間的關係表明了令人哭笑不得但又切合實際的女性觀點呢？只有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

　　該書將全部情節濃縮到一天之中，每個章節都採用不同的敘述風格，（我後來意識到）向我提供了《大英博物館在倒塌》一書的基本模式。我恰到好處地利用了莫莉·布魯姆那段著名的、沒有逗點的內心獨白：我的小說可以像喬伊斯的小說那樣結尾：主人公回到家中與妻子團聚，他躺在婚床上熟睡，而難以入眠的妻子開始在朦朧中思考男人的各種弱點，性生活充滿的各種悻論以及他們的熱戀與結婚史。我把莫莉的一個關鍵詞「是的」更換為一個更具臨時意義的詞，因為這更符合色色拉的性格以及小說結尾時的樂觀與無奈同在的氛圍。我原來一直打算在最後一章中打消芭芭拉焦慮不安的心情。後來當我想到《尤利西斯》中莫莉的經期也是在最後一章中開始時，於是想如果此前我不知道這一點有多好，這可真是兩位作家的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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