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館在倒塌(49)

四九

　　後記

　　一九六四年八月下旬，二十九歲的我攜妻子瑪麗、兩個孩子、五個行李箱以及我第三部小說第一章的手稿，在南安普頓乘坐「瑪麗女王」號油輪駛往紐約。當時我在伯明翰大學任講師，講授英國文學。那年我休假一年，獲得了哈克尼斯聯邦獎學金，前往美國。這個傑出的基金會允許有幸獲得該獎學金的人在美國任何地方從事個人研究項目，但有一個要求，那就是至少抽出三個月去旅行。基金會向這些人提供一輛包租的轎車，供他們旅行，首先我們在羅德艾蘭州普羅維登斯市的布朗大學安頓下來，我在該校從事美國文學研究；然後我們又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乘坐一輛嶄新的雪佛萊轎車開始了漫長而悠閒的西進旅程。我們最後來到了舊金山。那時我已經完成了《大英博物館在倒塌》，而且已經有出版商答應出版。

　　這顯然是我寫得最快的一部小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擺脫了繁忙的教學工作，此外在美國的那段經歷給我莫大的啟迪與自由。但促使我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該書的另一個原因是，我深信自己找到了一個大眾普遍關心與感興趣的話題。尤其是（但並非只是）對羅馬夫主教徒來說。據我所知，此前還沒有任何作家對這個話題進行詳盡的描述，更不用說採用（我打算使用的）幽默的喜劇方式了。這一話題就是天主教會有關生育控制方面的教諭對已婚天主教徒的生活產生的影響，以及新近始於教會內部、對上述教諭提出質疑。我想在這一話題降溫之前將我的小說推出來，當然要走在其他作家意識到描寫這一話題的可能性之前。

　　我不必為第一件事擔心：羅馬直到一九六八年才開始嘗試解決該問題，教皇保羅六世在這一年發給教會的通諭《人類生活論》中表示支持禁止人工控制生育的傳統做法，從而引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辯論。這場辯論一直持續到今天，辯論的核心是權威、良心與性。雖然我在最近的一部小說《你能走多遠？》（一九八O年出版，書中對過去二十五年中天主教的發展與演變作了全面而綜合的審視）中已經寫過這一話題，我想提醒讀者的是，《大英博物館在倒塌》的首版時間在一九六五年，比《人類生活論》早大約三年。如果不考慮最後這一事實，就難以理解這兩部小說之間的聯繫與區別。

　　亞當與芭芭拉·埃普比並不是我與妻子的化身。我要指出的是，我們婚後的生活情況與他們毫無關係。但是，如果我們謊稱在婚後頭幾年沒有發現（如同我們大多數已婚的天主教朋友們一樣）如下情況，就想到了寫這本小說，那是撒謊；教會批准使用的推一的生育控制方法——所謂的「經或避孕法」或「安全或避孕法」——實際上根本不安全，紹夫婦雙方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在《你能走多遠報一書中，一群人聚集在一個酒館中，問自己為何「這麼多年來要忍受那個給人帶來失敗、不便、無能、焦慮與不安的政體」。他們找出了許多答案：它制約著人們的生活；神職人員壓制普通人；在性問題上的負疚感；對地獄的懼怕。在此我想提出另一個原因，《你能走多遠計一書中可能沒有講到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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