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20)_學達書庫

二〇

　　我現在覺得，真正的永別並不是在2月29日，不是那天，而應該早幾天。那時，您的身體儘管很虛弱，但情況穩定，料不到您這麼快、這麼迅速就會死。那是在一個晚上，夜已經很深了。我坐在您的床沿上，您躺著。我們說著話。您在說。我忘了您說了些什麼。後來，您撫摸著我的胳膊、我的肩膀，還撫摸我的臉。摸了好多次，我並不感到奇怪。一段時間以來，您經常這樣。那天晚上，使我感到驚奇的是，您撫摸得很有力，摸我的臉。這已經不是撫摸了，不。您的手好像在給我的臉造型，好像您在造我的臉，畫我的臉，好像您想看看我的臉有多大，想突然把它造出來一樣。您把我弄痛了，我對您說了。我說我的臉要被您弄破了。您沒有回答。您好像在說：「又來了，他什麼都不明白。」您繼續揉我的臉，用手揉，想看看我的頭有多大。您已經想起我來了，不再失去我，不再昏迷。您和我在這張臉上重逢了，因為在您身邊的是我，而不是別人。有可能是別人，但情況不是這樣。是我，而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人。是這樣。我讓您揉。您揉得越來越快，您好像在給我洗臉，用海綿給我洗臉。我的臉成了一塊麵團，任您捏，任您揉。我沒有制止您。後來，您停住了。也許累了。

　　我當時並不知道這是您的手最後一次這樣摸我，這是最後一次您這樣用力碰我，好像想把這張臉帶走，讓它與您一同消失，與您的臉一同消失，消失在人們將把您放入的棺材中。不，我當時並不知道是最後一次了。是的，我知道您快要死了。但既然您活著，既然您還這樣撫摸著我的臉，我想您就不會死了。死神遠離了。您沒有虛弱到那種程度。您能吃能走，站得很穩，跟我說話。事實上，一切都很好，您不會死。您不可能死。

　　然而，我又知道您極有可能死。幾個月前我就知道了。您活不長了。那天晚上的那種撫摸，的確是最後一次了。我當時不可能知道。您呢？您當時知道嗎？您說：「會好的，別擔心，會好的。沒有嚴重到要死的地步。」這是一種和藹親切的說法，是想把我留下，想再跟我在一起，想最後再愛一次？這是一種感激，想讓我和您一起死，讓我的臉就這樣被您的手所摧殘？

　　我不知道。我說不上來。我不能這樣說。我不知道。只有您知道。但您不能再作證了，因為那個星期天早上，八點左右，您死於法國巴黎的聖伯努瓦路五號了。死在您的床上。死在您寫了那麼多作品的房間裡的床上。從1980年夏天起，我就跟您呆在那個房間裡。從此，這個房間消失了，解體了，重修了，重新刷過了。住了其他人，誕生了別的故事、別的瘋狂、別的生活。無論是您還是我，我們都不在那個房間裡了。搬出去了。您去了埃德加－吉內大道三號，我去了聖伯努瓦路的另一個房間，另一個門牌。一個白色的房間。一個帶床的房間。一個您不會再來的房間。一個您給我的房間。從此，我得忍受這個房間。沒有您。因為您死了，您不在了。因為那個寫作的房間消失了。

　　12

　　您知道，不，這您不知道。我告訴您吧：1998年11月16日，我回到了蒙帕納斯公墓。我可以重新去那兒，看那塊白色的墓石了。我可以重新讀那個名、那個姓和那個日期了。我發覺那塊白色的墓石舊了，顏色髒了，經歷了不少風吹雨淋日曬。有人來獻過花，都爛在那裡了。墓石已經變舊，您在那兒，被封在那兒已經很久很久了。人們只看見您的名字，您的身體正在消失，完全腐爛了。

　　沒有任何東西可看了。

　　只有名字，其他什麼都沒有。

　　這我明白，我可以不流淚、不憂傷地來到這裡了。我可以在小道中行走。聞著椴樹的味道。我可以看到別的名字。

　　我拿掉枯萎的花朵，扔掉舊花盆，讓您的名字永遠露出來。他們不知道不該用花遮住名字。這樣很礙事，這樣是不行的。到了這種地步，真是不可思議！好啦，問題不大。放上鮮花、小卵石、地鐵票、糖果、紙頭、蠟燭，這是一種天真幼稚的行為。我讓它們全都留在那兒。後來，有幾次我把它們清走了。統統地扔進了垃圾筒。我希望墓石上什麼都沒有，只有您的名字，您的筆名，那個與雛菊相同的名字。那些裝飾，那些破玩意兒都沒必要。

　　然而，我有時也聽之任之。這是先人古老而幼稚的傳統。一天，我買了三盆雛菊，把它們放在刻著您名字的墓石上，緊挨著您的名字。我露出微笑，說：「既有名字，又有鮮花。」這沒必要。但我有時希望那塊白色的墓石上有無數鮮花，擺滿鮮花。希望這個墓，您的墓最漂亮、鮮花最多、最讓人喜愛。不，我不這樣做。決不這樣做。就此一次，放三盆花。以後再也不放了。

　　我在公墓中兜圈，讀著墓石上的名字和日期，那兩個日期，出生日期和去世日期。我看著所有的墓、所有的碑、所有的名字和我所不瞭解的種種憂傷。我看著所有那些也被埋葬的死人和所有那些在公墓四周、在城裡來來往往的活人。他們相愛、微笑，或痛苦，生活如此艱難，每天早上艱難地起床。「他們一生中幹些什麼？」我問您。「他們什麼都不幹，他們在不知不覺中等待死亡的那一天，也許這是一種痛苦。」是不是我不知道。他們在城裡，在蒙帕納斯區的「羅斯比」、「塞萊克」酒吧或更遠一些的丁香園大道喝酒。晚上，一杯酒，聽鋼琴，聽那首舊歌《我的路》，然後再喝一杯。他們活著，並沒有死，沒有憂傷，見一個愛一個，微笑，大笑，說話。這就是生活。他們還活著，在唱《我的路》。他們還沒有死。根本沒有死。這就形成了巨大的區別。無法消除。就這麼簡單。第二天，必須起床，不能再那樣做了。不能再那樣喝了，不，這太難了，這無濟於事。只能更可憐。後來，當然，又堅持不住了，回到了酒吧，與男侍應聊天。那些穿著白色上衣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只需幾句話。感覺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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