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2)_學達書庫

二

　　故事開始了。第二天，我就寫了一封信。以後便再也沒有停止過。我一直在寫。信很短，每天寫好幾封。有時，我幾天不寫，然後又開始寫。我新寫了一封信，但我從來不看自己寫的東西，我立即把信寄走。我不想留著它。我給她寄了幾箱信。我不期望回信。沒有回信可等。我什麼都不等。但我在等待。我繼續按那個地址寫信。那條馬路我並不認識，那個套間我並不熟悉。我甚至不知道這些信她是不是都看了。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我給這些書的作者寫了幾句話。那個女人，《印度之歌》放完後我在電影院裡見過她。

　　讓娜·莫羅1歌唱那場傳奇式的愛情。我買了唱片。我別的不聽，只聽這張唱片。只聽莫羅的聲音和卡洛斯·達萊西奧的探戈。我被迷住了。我也跟著唱。我不等她的回信，然而，我還是希望她能回。希望她會回，希望她會給我寫信。沒有回答。沒有。哪怕寫一句親切的話，禮貌禮貌也好，比如說「感謝您」，「我非常高興收到您的信」之類。沒有。沒有任何回音。寫幾句親切的話，禮貌的話，這不是她的風格。決不。我應該知道這一點，因為我讀了她的書。我讓自己天真地這樣想：總有一天，她會給我寫一個字的。

　　我繼續讀她的書。別的書我一概不碰，我放棄了任何別的活動。我不再上課，我什麼都不幹。我天天晚上喝威士忌。我換了套間，現在跟貝內迪克特·L和帕特裡克·W住在康城的歐仁－布丹街，就在公墓對面。帕特裡克和我都喜歡貝內迪克特，她卻不想再見到我們。她和弗朗克·L一起準備文科老師的資格考試。我們有時在套間裡遇到弗朗克·L。我們不喜歡他，他也不喜歡我們。貝內迪克特不再和我們深夜去「穆卡」喝強身的杜松子酒，聽朱裡奧·伊格萊西亞的《你也沒有改變》和阿達莫的《下雪了，你今晚不來》了。她變得嚴肅認真起來，很用功。她一舉通過了教師資格考試，找了丈夫，有了孩子和一幢漂亮的房子。在那段時間裡，她不想再看到我們，不想看到我，也不想看到克裡斯蒂娜和帕特裡克。那個在我們之前閱讀杜拉斯的作品，買了那本《塔吉尼亞的小馬群》的女人，那個黑頭發的姑娘不想再見到我們了。她會繼續讀杜拉斯的書嗎？她還會那麼愛我嗎？為什麼不？這並非不可能！

　　我則繼續寫信。聖伯努瓦路五號。總是沒有任何回音，一個字都沒有。後來，1980年，她寄給我一本《坐在走廊裡的男人》。這是第一次碰到：我不怎麼喜歡，就是說我看不懂。我尋思這個關於性的故事有什麼意思。我很震驚，很落後。可憐的天真漢。我不想弄懂。我不知道怎麼跟她說，我不想撒謊。我不會。她馬上就會感覺到的。我沒有回信。我停止寫信了。我收到了第二本書。書中附了幾個字：我想你沒有收到第一本。您又換了地址。我什麼都沒說，不再寫信。

　　再後來，我又收到了《黑夜號輪船》、《奧萊麗亞·斯坦納》和《否決之手》。

　　藍色的封面，法國信使出版社出的。我瘋了，我喜歡得發瘋。我去巴黎巴比倫路的寶塔電影院看《黑夜號輪船》。我想她一定會在放映廳裡。我去劇院看克洛德·雷吉和比·奧吉埃、米歇爾·隆斯達爾、瑪麗-費朗斯所演的那出戲。我回去看了好幾遍這部電影。諾伊利的情人們。我第一次去了聖伯努瓦路。我在五號前面經過。我怕遇到她。遇到她怎麼辦呢？說什麼好？

　　什麼都沒見到。我又乘火車回到了康城。

　　終於，我得到了消息，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我病了，現在好多了，都是酒鬧的，我好多了，我剛剛寫完了《奧萊麗亞·斯坦納》的電影劇本，我想其中有一段是為您而寫的。」她沒有說哪一段，也沒有說是「巴黎的奧萊麗亞」還是「溫哥華的奧萊麗亞」。

　　她給我這樣寫道：「我為您寫了《奧萊麗亞·斯坦納》這部東西。我並不認識您。我讀了您所有的信。我都留著呢！我好多了。我停止了喝酒。我要做這麼一件事：拍電影。我將不那麼孤獨。」

　　我又重新給她寫信，每天好幾封。我瘋了，我喝好多威士忌。貝內迪克特差不多再也不來套間了。帕特裡克很痛苦，回來也少了。他在的話，我們便喝一些酒。我寫了些詩，一些短文，用向貝內迪克特借來的舊打字機打的。我熱烈地愛上了這台灰色的機器。有幾個晚上，我通宵打字寫文章。我想出了一個很棒的題目：美麗的痛苦。喝酒。我喝點「芝德拉」幫助睡眠。我睡到下午才起來，聽《印度之歌》。我獨自呆在歐仁-布丹街的那個套間裡。

　　有一天，貝內迪克特告訴我說，我必須走，離開這個套間。她說她兄弟要來康城，學醫，要住在這裡，住在我現在住的房間裡。

　　我走了。我找了一個帶家具的房間。我隨身帶了一個鐵箱，裡面裝著幾本書。

　　後來，是的，我到了那裡。1980年7月的一天，我打電話到特魯維爾。我知道她在那兒。我每週都讀她在《解放報》發表的專欄文章，她談論波蘭、格但斯克，談論灰眼睛的孩子、孩子突兀的腦袋和年輕的夏令營輔導員。我敢肯定她在寫我。這個故事是為我而寫的。

　　我打電話給她。我說：「我是揚。」她開口了，說了很長時間。我擔心沒有足夠的錢付電話費，我在康城的大郵局裡打電話。我不能對她說別講了。她忘了時間，說：「來特魯維爾吧。這裡離康城不遠。我們一起喝一杯。」

　　1980年7月29日，我坐公共汽車去了特魯維爾。公共汽車站就在多維爾火車站對面。我走在石板路上，經過黑岩公寓。我什麼都不看，登上大樓梯，在旅店前經過。我不知道她的套間在哪裡。我不敢看，不敢抬頭。我胳膊底下夾著一把雨傘，儘管天根本就沒有下雨，我不知道拿雨傘怎麼辦。我走進電話亭，給她打電話。她說：「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兩小時以後見面。我正在工作，很難脫身。」

　　兩小時後，我又打電話給她。這時已是傍晚。她說：「還沒完，七點鐘左右再打電話給我。到浴場路去買一瓶紅酒。」她把雜貨店的店名說得清清楚楚：那是特魯維爾最好的雜貨店。她問：「您明白了？不會弄錯吧？」我去了浴場路，找到那家雜貨店，買了一瓶普通的波爾多紅酒，然後走進黑岩公寓的大廳。那時可能已近七點。我仍然傻乎乎地夾著那把雨傘。

　　「我住在二樓。您在走廊裡不會迷路的，走到頭。在大鏡子的右邊。」

　　我敲了門。她開了門，露出了微笑。她擁抱了我，說：「您知道，有門鈴的。敲門誰也聽不見。」

　　我打開紅酒。酒很差，軟木塞的那種。她說，我聽。她說：「每星期寫專欄文章真難，每次我都覺得自己寫不下去了。」我們喝著酒。她說著。我在那裡聽著。我在黑岩公寓的那個套間裡。她對我說：「您來看，這裡很漂亮。有兩個浴室，其中有一個豪華得讓人難以置信。普魯斯特去卡布爾的大旅店之前，和他的祖母來過這裡，住在靠海的那個套間。我喜歡靠院子的那邊。整天都是大海，不分日夜，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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