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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


  至於戰鬥人員數字問題,郎弗羅的三千人可能被爭論過。然而,這好似不無理由。預估的沿這條河紮營的印第安人總數是2500名,但結果卻成了20000名,這一最終數字是由安森』米爾斯上尉給出的,他同庫魯克在一起服役。戰鬥結束一年之後,H·L·斯科特中尉參觀了這個戰場,並數了原先紮棚屋的那些圓圈場地,可當他數到1500個圈子後便放棄了。然而,這些圓圈形場地也可能不精確,因為一些家庭反復搬遷他們的棚屋,很可能會留下兩三個圈子。此外,還有數百個簡陋的臨時住處,它們是些設在灌木叢中的遮蔽住所,在居民離開後不久便被風吹散了。這是青年鬥士們的住所,在這個村子的端頭,有大量這樣的住所。

  這些印第安人自己也不知道他們的確切數字。「苦膽」,「平鐵」,「狂馬」,「雙月」,「飛鷹」等人都曾被詢問,可他們給出的數字也不會比白人的精確。此外,他們並沒有把數字看做重要的事,印第安人從來沒有和幹以上的數字打過交道。在他們看來,誰要是能數到千以外的數字,那必定是吹牛。

  至於士兵人數,一些歷史學家、教授,也僅是想知道跟隨「晨星之子」進入這個荒涼的死胡同的人數,但大都不能使人十分滿意。他們認為也許是220或250人。戈弗雷負責埋葬人員,他數了212具屍體,但還有幾名騎兵失蹤了。連同雷奧指揮的部隊和後來死去的傷員,總確定的死亡人數是265人。簡言之,這些數字和這首詩中所描述的卡斯特領導的300人不相符合。

  公正地說,如果這首詩用200人或250人來描述的話,詩歌不能流暢地湧出,也便失去它原來的表達效果。所以,這個數字誇張,可能是合適的詩行破格表現手法。但是,朗弗羅先生擅自擬定的這些倒運的騎兵們揮刀冒險往前衝殺則是明顯的錯誤。他們處於守勢,戰鬥中死亡的人們無人帶戰刀。

  原曾給他們發了戰刀,這一點也不假,它們雖然是十分笨重的裝備,但能起到從心理上壓服的作用。19世紀的印第安人確實曾經被長長的戰刀驚呆了。所以,曾經對它做了爭論,要是沒有別的什麼絕招的話,第七騎兵團應當攜帶這些戰刀,發揮它的效力。不管怎麼說,它們被裝在木頭盒子裡,留在粉河補給站了。愛德華·馬歇與查爾斯·德魯迪奧兩個中尉是軍團中唯一把馬刀留在身邊的人,但也是以十分不同的理由,而且兩人誰也沒有和卡斯特在一起。馬歇把自己的馬刀收藏在輜重車中,馱載隊的人們也欣然接受下來,因為,他曾用它砍殺毒蛇。應要求,他大概成了該軍團的殺蛇專家了。

  德魯迪奧的長馬刀失蹤了。從而,這把做為E連的卡洛·卡米留斯·德魯迪奧中尉財產的馬刀,未發揮它的作用。

  德魯迪奧在公職上屬E連,該連隨同卡斯特,在這個大山溝,或山溝附近被擊潰,但德魯迪奧是幸運的。在這次遠征中,他在雷奧的指揮下供職,從而設法避免了把他的名字奉獻於這塊紀念碑。

  要是他確實帶了馬刀,也沒什麼特殊理由,僅僅是他自己要這樣做。這必定和他的貴族身世有關。他有一些能引起人們說三道四的軼事,而他自己吹噓的又是那麼多、那麼令人含糊不清,使得第七兵團一些刻薄的人們把他叫做「算不出帳來」的人。然而,他是Aouila di Rudio伯爵與伯爵夫人的兒子。沃卡特·坎普在1910年採訪他時,他給坎普看了可以追溯到1680年的他的家譜,那是用羊皮記錄的,無可非議。他為自己的貴族繼承權感到驕傲,他自然認為,符合身份的裝飾應當是一把馬刀。

  如同第七兵團中的極少數人那樣,可以說他昔日的生活曾散發著惡臭,1858年1月14日,路易斯·拿破崙皇帝和他的妻子尤金娜由騎兵中隊的龍騎兵護送,來到巴黎劇院。人群鼎沸,劇場中的管弦樂隊開始演奏「威廉·泰勒」前奏曲。突然,三發炮彈襲擊了皇家列隊儀式,一匹馬被炸死,兩名槍騎兵也喪命。許多人受傷,包括羅格萬特(Rogwet)將軍和兩名步兵。一片金屬片呼嘯飛過路易斯·拿破崙的帽子,尤金娜的左眼皮被輕劃破了一點。事後,有四個人被逮捕:恐怖分子頭目菲利斯·奧裡斯尼,蓋斯平·皮爾利(Giuseppi Pieri),安東尼奧·古姆茲(Antonio Gomez)和德魯迪奧。德魯迪奧聲稱他是一位葡萄牙啤酒推銷員,名叫戴·塞爾瓦(Da Selva)。古姆茲逃脫了懲罰,其餘三名則被交托給格衛洛丁(Gaillotin)博士發明的超現實主義刑具。

  當時,德魯迪奧並沒有住在巴黎,而是住在倫敦東區,並和一個年僅18歲未受過教育的糖果店售貨員結了婚。早在三年前那姑娘就懷了他的孩子。在英國政治改革家們的幫助下,她可能替她的丈夫給尤金娜皇后轉交了一封乞求信。雖然,這則故事沒有文字記載資料,僅僅是某人以替他辯護的角度,清楚地講述了這件事。

  3月12日下午5點半鐘,普魯柯勒將軍收到一份授權證,授權他執行由阿斯伊澤法庭宣佈的對共謀犯奧裡斯尼與皮爾利的判決。兩天之後,判決執行。兩名「極其勇敢無畏」的恐怖分子掉了腦袋,德魯迪奧被緩刑,終身監禁在「魔鬼島」。1858年秋天,13名罪犯挖空一根圓木藏身,朝英國的古伊安那斯(Guiamas)劃去。從古伊安那斯,他借助更常用的法式航行,到了倫敦,找到了賢良的妻子伊麗莎。顯然,為再次證明他不改習性,他決定組織一次巡迴演講。可19世紀的英國人比20世紀的美國人更有辨別性,從而未能使德魯迪奧試圖從他的謀殺功勳中察覺出什麼好運來。

  1864年,他移居美國,在紐約第七十九海蘭德爾斯志願人員部隊入伍,當了一名志願兵,但他渴求的是一個授銜令。為了接受美國第二混血人種騎兵軍隊中尉的授銜令,他從第79志願兵團退伍,儘管那是一個幾乎沒有白人願意接受的職位。1866年1日,他退伍了,但到了第二年秋天,他再次作為一名正規軍中尉,穿上軍裝。但三周之後,由於體格檢查不合格,也由於作戰部隊獲知了有關他在巴黎的行為,他的這個任命被取消了。

  正如許多納粹分子看出他們的欲望與利益那樣,那時,我們的政府很少由於一個人的缺點把人一棍子打死,只要他不是完全不能用的廢物。所以,就在宣佈德魯迪奧不配穿美國軍官制服五周之後,該政府又恢復了他的中尉職務。1869年7月14日,他被分配到卡斯特將軍的兵團。

  無論他是否在小比格奧揮舞過一把戰刀,不用懷疑的事實是他歡喜這種武器。隨同羊皮紙家譜,他也給坎普先生看了一把鑲金馬刀。這是他的兵團屯紮在堪薩斯時,他的連隊成員送給他的禮物。卡斯特曾經為他接受了這件禮物斥責了他,告訴他違反了規章制度,有損於部隊的良好紀律,然而也沒有命令他把這件禮物退還,所以。德魯迪奧一直緊緊地握著這把馬刀。

  據說,他不顧及別人的奚落,好幾次在戰場上也帶著這把馬刀。為了沿襲高貴的身份,他甘願忍受這些議論。這樣看來,要是他沒有像馬歇中尉那樣把刀留在裝載車上的話,那必定是把它帶到這條峽谷裡了。在一次採訪中,「苦膽」首領也宣稱,一名士兵確實帶著一把戰刀。

  這場戰鬥中,可能有第二把馬刀。一個叫「鷹麋」的奧格拉拉人說,還有一名蘇人也攜帶著一把從玫瑰花苞灣戰鬥中繳獲的馬刀。所以,這場戰鬥中最多有兩把馬刀,但卡斯特的人沒有一個揮舞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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