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見光明(21)_學達書庫

二一

　　第六章重見光明

　　儘管離正常人的視力還相差得很遠，但目前的狀況已經讓我感到欣喜若狂了。看來我已完全擺脫了失明，然而等待著我的又是什麼呢？以前那個充滿自信、對丹佛宣判不屑一顧的男人在那裡？七十年代初那個視力模糊、到處跌跌撞撞的人如今又在何方？我能帶著心愛的妻子、女兒和外孫像一個正常人那樣駕駛自己的汽車嗎？這種願望似乎太過奢侈，似乎有些高不可攀。然而無論怎樣，我都是一位歷史學家。不論事情如何發展，我都要詳細地記下所發生的一切，我要把所有動人心弦的時刻保留下來。我繼續寫我的日記。我的盲文打字機在拆除繃帶的當天又重新開始工作。有關日記內容如下：

　　3月27日，星期四。早上，我打開了廚房的碗廚宛如打開了一個首飾櫃。牛奶盛放在藍色的奶罐裡。多年來，我每天喝牛奶用的紙杯不是想像中的乳白色而是桔黃色，上面印著鮮紅色商標，「PERO」幾個字母赫然在目！我家的煤氣灶和廚房的桌案竟然是綠色的，以前我從未想到會是這種顏色。

　　下午，我的視力變得更加清楚。臥室的牆上懸掛著照片。照片中的人物一一映入我的眼簾：我看見了我那三歲的外孫以及當時和我們住在一起的諾娜(雪莉的妹妹)。我看到了雪莉的臉，看到了她那雙明亮的藍眼睛。每個房間都有好看的圖片，我的寫字臺上掛著三張耶魯大學的照片，還有我們在倫敦購買的那幅畫著老虎的油畫。我有一種故友重逢人的美妙感覺。埃麗從花園裡為我剪來了第一束玫瑰花，那是一種布蘭迪的黃玫瑰，花蕊處的顏色比外面鮮豔。埃麗一共進來過三次，每次都換一件上衣，讓我辨認不同的顏色。透明的紅色牙刷嚇了我一跳，我一直以為它是白色的。我的襯衫漂亮極了，尤其是彩格呢的那件，它和白色的餐巾紙一樣令我驚奇，沒想到上面竟然有許多漂亮的圖案。

　　3月28日，星期五，天氣晴朗。視力有些模糊，因此到基利恩醫生那裡進行檢查。我能大致看清視力表上第一行那個大寫的「E」，通過小孔能夠辨認出第二行的符號。檢查結果令基利恩醫生感到放心和高興。我的眼內沒有葡萄膜炎感染，視網膜正常，眼壓為13。她說，從這種視力開始，以後會越來越好。我問有沒有可能達到20/80，回答是可能更高，甚至能達到白天開車要求的視力水平。

　　晚上九點，我坐在電視機前觀看美國廣播公司首次播出的系列劇《陽光先生》，劇本和當時吉納雷諾德把我作為盲人教授讓我發表意見時的一模一樣。所有臺詞我都了然於胸，但卻是第一次看到影片的動作場面。我看到了留了一把大鬍子的傑弗裡·泰伯，看到了他以一種無法想像的速度閱讀盲文的情景(證明雪莉當時的觀察十分正確)。

　　3月29日，星期六。早上，雪莉為我朗讀了一篇題為《「陽光」愛好者的一束新的陽光》文章，那是河畔專刊上一篇有關我的報導：「陽光先生」昨晚欣喜異常，此君乃羅伯特·海恩。海恩先生二十年來第一次看到的電視節目是美國廣播公司推出的系列連續劇《陽光先生》云云。我目前的視力水平還無法閱讀報紙，但卻能看到上面的照片。那是我的一張舊照，雙目失明，意態蕭索。

　　我依然沉浸在失而複明後的歡樂之中。我饒有興趣地看著牛奶或葡萄酒倒入玻璃杯，看著自來水從龍頭裡噴射而出。我看著朝陽把我們的全部房子照亮，房後的草坪在朝陽中一片安然，翠綠欲滴。以前我對雪莉說，我很喜歡這所房子，我們買了它吧。如今我敢說，這個地方與我十年前在契約上簽字購買的所在肯定大不一樣。

　　現在彈鋼琴和以前的感覺完全不同。過去失明時學的樂曲現在演奏起來十分困難，眼前的兩隻手看上去十分礙事。我在使用盲文打字機時也有同樣的感覺，手指的跳動使我感到注意力分散。也許，音樂和文字在失明的情況下能更直接地與樂器和大腦進行溝通？

　　很快，我便掌握了眼睛與雙手之間的關係。我在彈鋼琴時有了真正的自由，不必再把手指永遠固定在升F音一類的位置上。我能隨心所欲地用眼睛找到任何一個音符。即興演奏讓我感到了極大的樂趣，我能對樂曲進行自由發揮。鋼琴鍵盤宛如整個世界，我將其盡收眼底，我重新擁有了全部世界。

　　拉裡和羅伊來了，他們的身材看上去十分苗挑。和我的想像相比，羅伊的面龐更加堅毅，拉裡的頭髮實際上更短。他們向我表示「祝賀」，這是一個最近在電話和賀卡上經常出現的字眼兒。我沒有完成任何業績，這種表示可謂用辭不當。也許，人們對此無法找到更確切的詞匯，但其中包含的歡快之情卻毋庸質疑。有時他們說這是一個「好消息」，一件十足的好事。在一個日趨軍事化的世界裡，人們相互猜疑，道義上含混不清，一個人失而複明成為了一段佳話。

　　早飯時，我首次看到了自己的兩部大作，一本是那部研究群居社會的作品，另一本是《克恩》一書的再版。儘管還讀不了內文，然而老克恩的那些畫片兒和愛德華·克恩的肖像已經躍然紙上。我喜歡群居社會一書中的大幅插圖，小一些的還看不清楚。護封上的文字在我眼中雖然模糊不清，但絢麗多彩的封面已然使我激動不已。

　　3月30日，復活節。我從雪莉的縫紉用品中仔細地挑選了一條淺藍色的緞帶，用它包起導盲杆。藍色是我在手術過程中看到的顏色。格雷伯一家來到我家，約我們一起去聖喬治教堂(那是校園附近的一所聖公會教堂，在我失明期間，我們就是在那裡和格雷伯一家相識的)。教堂內部比我想像的富麗堂皇。向外探出的聖壇上祥光籠罩，牆壁上懸掛著各種旗幟，聖壇和管風琴的後面是唱詩班。我驟交好運的消息已然不脛而走，人們在簡報和祈禱紛紛表達他們對上帝的感激之情。我們一進入教堂，艾倫·查爾方特神父立刻與我交談。他接著我的話碴兒說，重見光明後最令人興奮的不是看到各種各樣的色彩和汽車，而是能夠看到我從未見過的朋友的面龐。在正式佈道之前，他反復重申這一觀點。

　　瑪麗·伯頓也和其他人一起來到我跟前。她的失明引起了一個令人難堪的問題：到底誰更幸運。我輕聲地安慰她不要放棄希望。她大聲地回答說，醫生很早以前就告訴她沒有任何希望了。然後，她轉過身，昂著頭高傲地走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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