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見光明(16)_學達書庫

一六

　　「我媽媽就是瞎子，」警察向這位誤以為是騙子的人吼道。後來，他突然發現那人的報紙是倒拿在手中的。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盲人心中的憤怒遠遠超過他們所受到的傷害。因此我認識到，與社會上其他受到敵視的少數群體一樣，盲人如果要使自己變得堅強和富於想像，就必須像克倫茨那樣積極地爭取獨立。克倫茨認為，他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果，原因在於朋友們沒有對他的失明姑息遷就。例如他說，一個朋友「認為我能和他一樣爬樹或翻躍籬笆，而我確實具有這種能力。」這樣的朋友是不容易找到的。

　　看電影是我們當時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一直樂此不疲。儘管人物的形象、動作以及色彩在我眼前變得越來越模糊，但精彩的對話，出色的音響效果和獨具匠心的製作，仍為我帶來不少樂趣。用心傾聽影片的背景音樂是調動情感的一種手法。通過影片的聲音去揣摩宏偉的場面、燃燒的激情和欲望、人物的追求以及各種神秘的場面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

　　看電影時，我坐在遠離他人的地方，以便雪莉為我講解。當然，這種方法並非屢試屢爽。看《上帝發瘋了》這部影片時，雪莉不停地捧腹大笑，而我卻無動於衷。字幕是另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儘管我們躲得老遠，由雪莉為我朗讀字幕，但這樣做畢竟太麻煩了。因此，《Z》成為了我們看的最後一部外國電影，此後不再涉足字幕影片。

　　對我來說，動作少而對話多的影片是最適合的，《和安德烈吃晚飯》就是這種作品中的佳作。影片講的是兩個男人一起吃晚飯的故事。他們一個縱情聲色，一個熱衷學問，邊用餐邊傾心交談。我看不到的飯桌上的情景，但能感覺出菜肴在影片中起的重要作用。我的腦海中湧現出脆皮雞、冒泡的沙司和脆嫩爽口的蘆筍。我頭腦中的菜譜與影片聲音所表達的思想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一次觀看一部名叫《E.T.》的影片時，我們碰巧坐在一群孩子後面，他們是河畔聾啞學校的學生。他們去電影院為的是視覺上的享受，而我完全是為了去聽聲音。聾啞人生活在可視的世界裡，那裡一切都是直觀的，永久而穩定；而我卻生活在飄忽不定的聲音世界中。在電影院裡，除了我與雪莉的座位之外，其他空間對我來說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但對於聾啞學生而言，那裡的一切都是空間，從模糊的牆壁和通道，乃至銀幕上的廣闊天地。這裡，我想說明的不是盲人與聾啞人之間的區別，而是他們在昏暗的電影院裡對世界感知方式上的不同。

　　我發現很多頭腦清醒的盲人作家都懂得這個道理，其中領悟最深的是我提到過的那個名叫雅克·呂塞朗的法國人1。他八歲起雙目失明。他記得童年時，別人家孩子的母親不讓他們同自己玩耍，因為他是瞎子。他為他們難過，同時為所有受到所謂保護的盲人而感到悲傷，因為他們失去了用另一「視覺」瞭解世界的機會。對於盲人兒童而言，呂塞朗說，最大的危險莫過於視力健全者的想像，他們認為視覺是認識世界的唯一手段，以耳代目非但不行，而且這種「看」法十分可笑。呂塞朗感到最難過的事情之一是他與一名盲童玩耍的經歷，在這種誤導下他徹底失明了。呂塞朗的「第二生命」是一條充滿「光明與歡樂」的小溪。他說：「我沿著溪水在岸邊行走，與目的地越來越近。它打開了我的心扉，將我帶入到一個所在，一個岩洞之中。那裡有我發生過的一切，它們回旋激蕩，良久不絕。」

　　幾乎所有盲人作家都熱衷於談論光明，這是能夠理解的。然而，他們對於光明的看法通常是相對黑暗而已。瑪麗·梅科伊將其稱之為「形影不離」的黑暗和「野獸」，儘管如此，它們最終還是讓位于光明。梅科伊學識淵博，喜好巴爾托克2和芭蕾舞，觀點尤其貼切。她對光明的看法與呂塞朗相似，她說，光明是內在的，甚至可以聽到。

　　在感官轉移方面，呂塞朗和梅科伊的觀點相輔相成。探討光明時，呂塞朗經常使用與其他感官有關的詞匯，如「行進中的肌肉運動」和「岩洞內的回聲」等。在各種聲音中，他對語言的感覺可能更為強烈，更具有意義。人的語言好比光明溪水中流淌出來的歡快曲調，是人類的基本精華，通過語言他能看到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物。對於呂塞朗，語言是心靈感受中最接近光明的東西。

　　對我來說，呂塞朗和梅科伊對失明世界的表達與匈牙利籍的倫敦盲人艾爾伯特·沃伊道的說法更易理解。後者認為，瞭解人一般是通過聲音，但有時對方甚至不用開口。他說，他的直覺來自顏色：黃色說明對方是騙子；白色代表性情粗暴；藍色代表偽君子；而紅色則是真誠與體貼的象徵。

　　韋德·梅塔在我的心目中是一個十分獨特的人物。作為印度人，他的看法本該與呂塞朗相似，但由於他在遠

　　離印度的地方長大(其多卷本自傳取名《異國他鄉》)，因此作品中很少出現有關心靈感受方面的描寫。他雙目失明，遠離家人，他所熟悉的聲音很快便從記憶中消失得一乾二淨。他在阿肯色州的一所盲人學校讀中學，後來到加利福尼亞的波摩拿學院讀大學，最後在牛津大學畢業。梅塔稱得上是一位講究實際的世界公民。他找到了屬他自己的「看」世界的方法。他能在克拉雷蒙的街道或在西雅圖的湖邊同女友一起騎自行車。然而，每當他想到他對女友衣服的顏色一無所知或看不到她的容貌時，惱怒和遺憾的情緒便油然而生。

　　另一個與我有關的人是波托克，他住在新英格蘭，是一位熱情洋溢的波蘭籍畫家(有人曾把他比作約瑟夫·阿伯斯)。他喜歡讀克魯泡特金3的作品，醉心於貝多芬的四重奏。他和梅塔一樣性格開朗，說自己屬那種喜歡航空港的人，因為那裡是「運動創造危險與巧合的所在」。

　　我和波托克產生共鳴的原因部分在於我們都是逐漸失明的。他患是視網膜色素炎，與基因遺傳有關。這種病在他所屬的波蘭籍猶太人中較為常見，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是一種特殊的染色體所致。逐漸看不清顏色和形狀給他帶來了巨大災難，其可怕程度比我更甚，因為他是畫家。我們都曾領教過一些野蠻的療法。我接受的蜜蜂療法僅限於嘴唇，似乎還有點兒科學道理，而他的卻更加肆無忌憚。這齣悲喜劇是倫敦的一位瘋狂的女人一手導演的。她放出了無數蜜蜂蜇在他頭上和脖子上亂蜇一氣，直到他拼命討饒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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