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見光明(8)_學達書庫

八

　　然而，我對盲文的解析並未成功。它對於我只是一種工具，不是哲學。失明既沒有把我變成相對主義者，也沒使我成為解析主義的歷史學家。如果說我感悟到了什麼，那就是，真理按照規律自成一體，萬物中心存在著基本統一。對於盲者來說，規律無法假設或假定，只能通過實踐加以證實。不論是由於什麼理由，失明使我背叛了比爾海伍德，把我送入到喬賽亞羅伊斯的懷抱。

　　羅伊斯是一位哲學家，他不會容忍把盲人作為弱者，接受他們自卑的謊言。它們是導致失敗和失明的原因。羅伊斯喜歡探索失敗。它們為他的理想社會增加了重要內容。只要盲人懂得誠懇待人，知道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他們就永遠不會像長著雙眼的人那樣蠻橫。視力健全的歷史學家認為他所佔據的位置是唯一能夠代表和判斷真理的所在。殊不知盲人歷史學家卻另有一番優勢。也許他們能憑藉意志、技能和謙遜的態度從發現歷史的矛盾之處入手，發現歷史的本來意義及其錯綜複雜的程度，從而成為一個講究實際和注重史實的學者。在這個基礎上，他繼續前進，利用自己的特殊經驗，和羅伊斯一樣，最終達到統一和絕對主義的境界。

　　不論我皈依了什麼哲學，以何種理論作為指導方針，我日常的主要工作仍是研究歷史。很多學者好像駕駛著新型汽車，於不動聲色之中取得了飛快的進展。對此，我憂心忡忡，不敢掉以輕心，生怕我的老爺車逐漸落後於他人。對此，和我境遇相同的克拉克也有同感，她說：「我有一種即將落伍的感覺，思維變得越來越不健全，我們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艱難跋涉，對外界缺乏瞭解，而一切都在突飛猛進地發展。」有時我和她一樣，恨不能背下一本巨型字典。

　　後來，計算機革命來臨了。1983年，我在聖地亞哥參加歷史學術會議時首次聽說有一種會說話的電腦。馬裡蘭弗萊斯特電腦公司的業務代表讓我坐在他的終端機旁。我在他的指導下往電腦裡輸入文字，然後回放，根據電腦的朗讀糾正輸入錯誤。這種機器發出的語言乍聽起來十分難懂，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便可掌握。想到我可以從此擺脫必須請別人朗讀才能修改自己手稿的尷尬局面，不禁怦然心動。此外，電腦還能把我的作品打印成盲文或其他硬拷貝的形式。但是，最大的障礙是價格。全套系統，包括打印機和軟件在內，需要11，448美元。這對我來說是一大筆錢，過於昂貴了。我諮詢了一些電腦用戶，尤其是那些使用語言功能的人，他們異口同聲對馬裡蘭的產品稱讚不已。

　　購買問題是在別人的幫助下出乎意料地解決的。學校院長主動表示提供一部分資金，歷史系也隨之響應。但出資最多的是我們大學的退休人員部，他們認為電腦能給我的工作帶來巨大好處。通過多方努力籌集到大部分資金，我投入的2，000美元主要用在了後來的培訓方面。

　　這樣，我多了一個會講「匈牙利語」的夥伴，它患有感冒，畏冷怕寒，因此我們一同搬進了計算機房，成為了形影不離的朋友。它有血有肉，我為它起了個名字叫「斯坦尼斯羅斯」。它為我朗讀屏幕上的一切字母、單詞和整個句子，一切都取決我把光標放在哪裡和按動那個按鍵。我一旦刪除了某個字母或單詞，它會立刻告訴我發生的一切。我倆世界以外的人可能聽不懂它的話，對它的反應感到莫名其妙，但對我來說，它表達得清楚極了，是一位深得我信任的僕人和伴侶。

　　盲人記者薩麗瓦格納把她的夥伴稱為「卡斯珀」，說它是一個「友好的鬼精靈」。但我沒聽說它患有感冒，因此我懷疑她的「卡斯珀」比我的「斯坦尼斯羅斯」先進。

　　在我失明的那段時間裡，我在購買電腦前後一共寫了三本書、若干文章以及為學術雜誌撰寫了20多篇書評。其中部頭兒最大的是我在購買電腦之前完成的《美國邊遠地帶的群居社會》一書，該書的筆記及手稿全部為盲文。為了它的問世，我們準備了堆積如山的資料和表格。這裡，我用「我們」二字是為了說明我的學生所做的貢獻，他們為我朗讀的素材和那些盲文資料一起保留著。為了我們的友誼和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我把這部著作題獻給他們。我希望看到他們，我珍視他們的友情，但他們在我的腦海裡卻模糊不清，他們通過聲音傳達給我的音容笑貌，永遠沒有那麼鮮明。

　　我渴望親眼看到我的著作和文章，它們是我的思想產物與腦力結晶。然而，每逢接到出版社送來的樣書和刊登我的文章的期刊時，我只能把它們緊緊地握在手裡，我無法欣賞裡面的文字與插圖，無法閱讀那些熟悉的字句，它們從我的頭腦裡誕生，由一架叮噹作響的盲文打字機轉化成文字。印刷的書籍對能夠目睹其中的文字、書脊和封面的人來說是無價之寶，它能換取人們閱讀的願望。的確，新書能帶給你一種不同的感受，它散發著特有的油墨香味兒，就連第一次翻閱時發出的聲音都不同凡響，這些我完全能夠體會。然而，我仍希望看一看它的封面、顏色以及環襯(儘管它們一片空白)。我想看到印有我的姓名的扉頁，看一眼獻詞四周的空白。我想看一下標題的版式和縮寫字母的處理，我想看清表達我的思想的所有字體。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代替書籍，錄音磁帶和盲文讀物無法取代，它們過於沉重，冷漠無情，令人難於親近。

　　此外，書店也是無法替代的。那裡擺放著各種五光十色的書籍，你在書中既可找到詩歌瑰麗的佳句，也能發現豔情的細膩描寫，新書裡面有你十分熟悉的段落。然而，這些美好的一切漸漸棄我遠去，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煩惱。

　　我知道，我的讀者在那裡，我的新書也在那裡。然而，我和他們卻如此遙遠。我像一輛在錯誤道路上行駛的貨車，走的是無法調頭的單行線。我彷惶不定，也許我將無可避免地落入痛苦的深淵。正如盲人記者瓦格納所說的那樣：「適應環境是一件令人生厭的事，因為你不知道要『適應』到何時為止。」有時，這種過程本身就使人厭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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