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見光明(6)_學達書庫

六

　　偶爾，我們也一起去圖書館。聖馬力諾亨廷頓圖書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離我最近和最難讓我忘懷的地方。她對於我好似荒原上出現的「瑪哪」。這種感情當我還沒大學畢業、初次領略她蘊含的寶藏時就產生了。深紅色封面上的喬叟燙金畫像、書中莎士比亞那丰采迷人而又顯得十分冷漠的面孔使我肅然起敬。讀研究生時，亨廷頓圖書館授予我為期兩年的會員資格。很多夏天，我們來到聖馬力諾，在涼爽宜人的氣候裡工作學習。然而，在我失明的那些年裡，每年我只去一至兩次。好心的圖書館工作人員為我提供了一個沒有玻璃的隔音房間，讓我的朗讀者們在那裡為我朗讀各種文獻、手稿和珍貴的書籍。

　　我的學生，約翰邁克法拉格繼續充當美國西部歷史學家，朗讀著他那製作精良和獲獎的大作。更多的人捧起有關60年代社會歷史的書，在激烈動盪的道路上艱難跋涉。伊麗莎白洛佩斯成為了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另外一個人則當上了銀行職員。我為他們選擇職業貢獻力量，他們協助我準備課程，幫我清掃歷史垃圾，並為我在學術上取得成就而感到欣慰。

　　他們朗讀的時候，我在盲文書寫器上工作。這些盲文筆記按題目分類，然後根據它們列出提要，最後寫出草稿。盲文草稿完成後需要打字，轉化工作由我完成。雙手在盲文和打字機之間來回移動是一件單調而乏味的事。打印好的稿件需要朗讀以便進一步提煉，與此同時，我要麼重新打字要麼請秘書幫忙。這種工作方法雖然很慢，然而卻是有效的。

　　這並不等於說我已擁有廣闊的空間，可以自由馳騁了。在學術方面和其他任何職業一樣，有些題目或活動更適合於盲人進行。我的論文和第一部著作的研究課題就屬這一類型。由於童年是在大蕭條期間度過的，因此我對社會的功能、解體和重建抱有濃厚興趣。我開始了醞釀已久的研究，著眼於加利福尼亞的烏托邦式社會。我描寫了摩門教派一類的宗教群體和那些聚居在卡維亞和草原地帶的人們，他們嚮往神智學說和社會主義，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這些群體默默無聞，鮮於記載，因此他們的史料具有廣闊發掘餘地。然而我對他們的研究只是偶然的巧合。

　　如果我能考慮到後來的情形，沿著這一線索繼續開拓可謂明智之舉。然而，我想擺脫把丹佛的詛咒，將其打入陰間地府而後快。我在《加利福尼亞的烏托邦式社會》一書問世之後，立刻對其他課題發生了興趣，開始踏上另一條征途。我選擇的道路是藝術研究，重點是美國西部繪畫對世界產生的影響。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研究西部藝術的學者屈指可數，感興趣的人只是一些收藏家和搞藝術臨摹的人，沒人對西部藝術的重大影響和豐富內涵加以分析。當時，威廉格茨曼尚未對「美國移民的西部」進行探索，雷比林頓亦沒開始《野蠻的土地，充滿希望的土地》一書的創作，而我捷足先登，發表了兩部著作。一部是描寫愛德華克恩的書，克恩是1840年代追隨約翰查爾斯弗裡蒙特(1813-1890，美國西部探險家和西部地圖的繪製者)的藝術家。另一部是關於約翰拉塞爾巴特利特的作品，他在墨西哥戰爭之後測繪出美國與墨西哥的邊界。我從未認真考慮過這些課題對視力的要求，它們需要極其敏銳的視覺，需要對繪畫作品進行細緻的觀察。

　　古根海姆基金會1也忽視了這個問題，他們派我去倫敦大英博物館研究有關美國西部的繪畫，此行為期半年，以前我從未去過英國。我的申請寫於1966到1967年，當時的視力尚能勝任此項工作。而我拿到批准，辦完一系列繁瑣的手續終於登機啟程時，已經到了1968年4月。那段時間是我的視力極度惡化的時期。我們在皮姆裡科安頓下來之後，鮮豔的水仙花在我眼前已變得模糊不清了。

　　為了不辱使命，我竭盡全力地搜尋著每一張有關美國西部的繪畫。我跑遍了英國所有的美術館、國家莊園和博物館。我當時還能分辨出物體的主要輪廓和大面積的色彩。雖然我的助視工具把很多細膩的筆觸變成了印象主義的手法，我仍能做出必要的調整。雪莉一直伴隨在我的左右，幫我指出漏掉的細節。至今，我仍然保存著當時面對巨幅繪畫隨手記下來的討論記錄。

　　那時我真有些自欺欺人。我深知欣賞德拉克洛瓦、博納爾和米勒2的作品需要的是眼睛，而不是耳朵。但我已誤入歧途。我的行為有如讓貝多芬當音樂評論家、請羅斯福1參加短跑比賽一樣愚蠢。

　　下雨的一天，我突然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和雪莉走下大英博物館的臺階，匆匆跑回住處，我們的小女兒正在

　　可憐巴巴地等待我們。如果雪莉能夠陪伴她該有多好啊。然而，她卻和我東奔西走，幫我在雨衣口袋裡尋找望遠鏡，因為我要用它觀察公共汽車的號碼。我的直覺告訴我，我選擇了一條錯誤的道路，進入了令人迷惑的森林，羅伯特弗羅斯特2可以有很多選擇，然而盲人卻是不行的。

　　因此，我放棄了西部藝術，回到了開始起步的地方。我繼續研究公有社會的現代內涵以及60年代出現的群居村。如果說有關美國早期烏托邦現象的記載寥寥無幾，那麼面對後來大量湧現的現代原始部落則根本無人問津。它們像一股浪潮出現在城市的大街上、校園裡和鄉村的交叉路口。你可以找到很多第一手資料，和很多人交談。時至70年代初，群居活動蒸蒸日上，我的視力卻每況愈下。由於我還有良好的聽覺，因此決定深入腹地，「看看」究竟。

　　那些年裡，我和雪莉每個夏天都去西部的群居村訪問，將近訪問了一百來個。我們學會了如何尋找它們的蹤跡。每到一個陌生的城市，瞭解情況的最好去處是保健食品店，或者在一條僻靜的路上捎上一個搭車人，這樣你基本都能如願以償。「我知道那個地方，順著這條路向前走是泰伯爾山，見到紅色路標往左拐，然後就能直達黑文利市。」順著所指的方向，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一大批破爛的「大眾」汽車、圓頂房屋或尖頂帳篷，見到遍地的山羊。

　　大多數正經的群居部落都平靜地生活著，他們隱姓埋名，與世無爭，討厭不速之客的造訪。然而，研究歷史的學者尚不在不受歡迎之列，充其量他只是為了證實自我。況且他已年屆花甲，尤其是雙目失明，在妻子的陪伴專程來訪。盲人很少像冒牌的藝術家那樣胡做非為的。我們通常帶著禮物，一般是一大袋子蘋果或柑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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