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見光明(5)_學達書庫

五

　　第二章在森林裡

　　慢慢走入黑暗世界和但丁的可怕旅程不完全一樣。我的努力更像植物的卷絲在一片嶄新的土地上向四周慢慢伸延，需要試探著行走。例如，一節好的歷史課要龐征博引，不僅要引用書信、日記和文件，而且要引用詩歌和文學作品。講到西部的皮貨貿易時，為了使內容生色，傑迪代亞史密斯、布萊克埃爾克、華盛頓歐文和弗朗西斯帕克曼的話是必不可少的。這些熟悉的段落如今已棄我而去，我的盲文閱讀速度尚不夠應付課堂的需要。不過，走運的是我認識一位具有甜潤嗓音和出色才能的人，他就是我的好友唐斯脫騰伯格。他把我需要的段落錄成磁帶，上課時我只要帶一架便攜式錄音機，在必要的時候按一下相應的按鍵就萬事大吉了。

　　由於我在講課過程中喜歡展示有關人物的圖片和繪畫，如阿爾弗萊德雅各布米勒和卡爾博德默爾，用幻燈和解說詞把他們聯繫起來十分方便。我看不見，很難根據解說更換幻燈。然而，我們通過技術手段，在磁帶上錄入了可以控制幻燈機的信號，從而解決了這一難題。

　　不久，我又進一步拓展了這種方法。我同時使用兩個屏幕和數百張幻燈片，它們彼此銜接，同時代的文獻和畫面配上相同時代的音樂。70年代的學生非常喜歡音樂，有時我和助手偶爾播放一些「甲殼蟲」、或「克勞斯比」、「斯蒂爾斯」和「納什」樂隊的幻燈，他們十分高興。在講述西部狩獵歷史時，我們把「今天你打到了什麼，野牛比爾？」作為背景音樂用非常小的音量播放，而講到皮貨交易市場時則換上「讓好日子越過越好」的樂曲。這些精心製作的演示大約持續20分鐘，和講授的內容配合得天衣無縫。

　　這些「表演」穿插在我所講授的有關美國西部和加利福尼亞的兩門主要課程中。為了使學生全面瞭解歷史，每當需要突出渲染感情和藝術氣氛時，如婦女在荒原定居時的寂寞、對西部英雄的男子漢氣魄和暴力行為的崇拜、與印第安人簽訂盟約、以及攻佔加利福尼亞後奇卡諾人的遷移等，我便使用這些演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為教學做出了貢獻。我的同事羅恩托比說我是我們系裡的塞西爾B.德米爾1(美國電影導演兼製片人，1881-1959)。我把這些手段用於教學之後很長時間，肯伯恩斯才利用類似技術為電視臺拍攝了倍受歡迎的反映南北戰爭的歷史文獻片。然而，至少有兩件事使我和伯恩斯不可同日而語四百萬美元和渾濁的視覺。

　　盲文使我獲得了基本拯救。發明盲文的路易布萊葉2真是太聰明了！盲文把人類的思想移植到紙上，由我把它們重新讀出。我和過去寫字或打字一樣，把筆記記到單頁紙上，然後根據主題把它們裝訂成冊。我把用盲文寫成的內容提要和筆記連同有關書籍一起放在書房，並在書脊上貼上盲文標簽。上課時我運用了特殊一些技巧，我把講授方案、構思和所需數據製成3×5英寸的卡片，一隻手拿著卡片，一隻手閱讀。有時我採用更加隱蔽的方法，我常常把手插在口袋裡一邊用手指辨別盲文一邊講課。失明使人的記憶力得到何等強化！只有身臨其境者才有切身體驗。

　　標準二級盲文學起來不算太難，但這不等於說從閱讀轉向摸讀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大約好幾個月，我的手指辨別不出任何信息。我放棄了彈奏吉它，因為手上的老繭有礙摸讀。我反復摸讀「濃霧，濃霧的露珠」，最後取得了成功。

　　對於習慣了閱讀的人來說，摸讀永遠太慢。這也許就是盲文永遠無法和聾啞人使用的手語相提並論的原因。奧利弗薩克斯曾說，手勢可以同語言分庭抗爭，「它可以表達得十分精確並富有詩意，既可用於哲學分析，也可用來表達愛情。實際上，它的易學易用程度有時能夠超過語言。」的確，一旦學會了手語，當你恢復聽覺後也許仍愛使用，但盲文根本不是一回事。必須承認，盲文對於那些生來失明的人是有利的，如果他們恢復了視覺，每個字母都必須像兒童一樣從頭學起。但從書寫和印刷方面角度來看，盲文確實很慢，並且沒有任何其他長處。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向三級盲文進軍。三級盲文是一種速記型版本。大多數音節壓縮成一個字符，空格常常被省略。句子的大小寫也取消了，因為大寫字母可以靠上一個句點斷定。幾千個字被壓縮成一至兩個字符集。它是一種精煉的文字體系，去掉了語言中的多餘成分。由於出現了很多幫助盲人閱讀的電子裝置，如今已經很少有人問津三級盲文了。但對我來說，它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在下意識裡，我發誓決不做一個沒有著作的歷史學家，不做沒有詩歌的荷馬，不唱沒有曲調的歌。失明之後，我在歷史研究寫作方面發現了不止一種的選擇。我主要依靠至少其中三種：盲文及錄音、現場朗讀，以及後來出現的會說話的電腦。

　　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人，首要問題是收集素材。然而，大部分材料是以印刷或書寫的形式出現的，其中有多少能被盲人使用呢？有關所有歷史題材的基本背景材料都有盲文版書籍和唱片問世，70年代初還出現了一種多軌慢速放音磁帶(播放速度為每秒15/16英寸，而標準磁帶為每秒17/8英寸)。但是，普通中等讀物對歷史學家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各種歷史文獻、小報期刊和稀有書籍很快就會用到。對於盲人歷史學家來說，請別人朗讀是唯一的選擇。

　　請學生為我朗讀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失明的15年裡，我每年平均請兩到三個學生來幫助我，面對面地和我一起工作。他們有男有女，有新入學的大學生，也有畢業的研究生。他們有的思想保守，有的比較激進。有人生性開朗，也有人一本正經。他們只要張口朗讀五分鐘，我就能瞭解他們各自的背景，勝過任何統計數據。他們是如何朗讀那些很難正確發音的詞匯呢？例如，他們如何念「開胃小吃」、「阿克琉斯」、「修昔底德」、「尼采」、「歌德」、「沙特爾」、「笛卡爾」和「愛丁堡」呢？當他們遇到個別詞匯，如「熱力學」或「同性戀」等，他們是如何處理的？是含糊地一帶而過，還是清一清喉嚨呢？當我聽到他們把「耶穌受難」發成「騎兵」的讀音時，我能估計出他們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所有這些都是極其有意思的事，當然是對我而言。

　　有時，我們一邊喝咖啡一邊閒聊。一位名叫「禮薩」的伊朗學生帶給我阿月渾子果，我們一邊敲堅果殼，一邊工作。還有一次，他們給我帶來了墨西哥甜麵包。我把我的書題獻給那些為我朗讀的學生，至今我還珍藏著他們的名單。

　　很多學生都是在聯邦政府「工作學習」資助方案的支持下學習的。他們掙不到很多錢，因此對他們來說，利用課餘時間或每天晚上為我工作一兩個小時是非常合適的。我根據他們所學的專業安排工作。請歷史或政治科學專業的學生為我朗讀歷史書籍，會使雙方都能從中受益。然而，除此之外恐怕還有更多的收穫。這些小夥子和姑娘們漸漸成為了我的朋友。有些盲人作家說，視力健全的人在盲人面前更易於表露天性，因為對方看不到他們虛偽的面具。我相信他們的話。不管怎樣，我認為我的學生漸漸不把我看作是高高在上的教授，而越來越把我當成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墨菲是一位患有截癱的人類學教授，對此，他有同樣的感受。每當他的學生離開他時都輕輕地拍一下他的胳臂。他說，儘管和其他指導教師一樣，他身上不乏教授的威嚴，但「他們衝破隔閡，堅定地站在我一邊我身體上的不便使他們更靠近我，因為我沒有盛氣淩人的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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