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見光明(4)_學達書庫

四

　　取得博士學位後，我們回到了加利福尼亞。首先我得到了聖馬力諾亨廷頓圖書館館員的資格，後來到加利福尼亞大學在河畔校園新創辦的文學院裡任教。那時是1954年，距離我被宣判失明後大約12年。那段時間，一切都很順利。我儘量使自己相信丹佛醫生的殘酷判決是誤診。雖然葡萄膜炎一直在我的眼睛裡面安營紮寨，但我尚能忍受它所造成的麻煩。我在醫生的候診室裡等待過無數時間，沒有任何任何一家像萊德維爾斯特朗大夫的診室那樣昏暗和佈滿灰塵。可我必須承認，鮮豔的地毯和講究的裝飾沒有使我感到輕鬆，頻繁的就醫常常喚起我埋藏在心底的憂慮。那些年，為是防止瞳孔縮小，防止裡面的沉積物永遠將瞳孔封閉，我必須每天兩次往眼裡滴阿脫品、澳洲毒茄堿、東茛菪堿或新辛內弗林。當可的松作為一種神奇的藥物出現之後，為了消炎，我每天都往眼睛裡面上可的松眼藥膏或眼藥水。除此之外，那幾年還使用過其他藥膏藥水。看病和藥物治療已經成為家常便飯，我從來沒和外人提起過，即使是很瞭解我的熟人也是如此。這些對我來說和每天刷牙一樣平常。

　　多年來主要給我看病的是埃瑪穆勒大夫。她是一位要求嚴格，說話嚴謹的德國眼科醫師，診所在豐塔蘭。每隔幾個月我去她那裡診治一次。在漫長的等待和視力檢查之後，我熟練地坐到在那個既像老式牙科座椅，又像執行死刑的電椅的座位上，我知道什麼時候對著裂隙燈抬起下額和抬高到什麼程度。穆勒大夫打開令人眩目的強光，它越來越亮，像攝影燈一樣直射我的眼球深處。我第一次去她那裡看病時，她和我以前遇到的其他大夫一樣，用手指在我的眼球上像按鍵盤一樣交替地檢查眼壓。後來出技術有了發展，她讓我躺在床上，先往眼睛裡滴一滴藥水(可能是麻醉劑)，然後把一個老式的色譜儀放在眼球上。它看上去像一個微型天平，小指針來回擺動顯示著眼壓的讀數。

　　然後，她在我的病歷上寫上幾行字並且轉過身來對我說：「海因先生，我發現變化不大。和以前一樣上藥，三個月之後再來找我。」

　　50年代後期，她告訴我眼中開始出現白內障，無法斷定其生長速度，她將密切注視病情的發展。可的松很可能是造成白內障的原因，但當時認為可的松能治療葡萄膜炎，況且葡萄膜炎本身也能導致白內障，因此治療和往常一樣進行。1967年，我結束了歷史系主任的五年任期。從那時起到1970年，白內障像野草一樣在一個潮濕的夏季瘋狂地生長起來。

　　眼前的一切變得模糊不清，我進入了艾伯特瓦伊達所謂的「雲霧時代」，他在倫敦失明時和我一樣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在那段時間裡，每當我從光線明亮的地方到了暗處，眼前便會出現漂浮的煙雲，原來緩慢移動的黑塊兒此時瘋狂地在眼前飛舞。

　　我使用過各種各樣的視力增強工具，圓形或方形的手持眼鏡、微型望遠鏡、架在書上的閱覽器和帶照明燈的放大鏡。用盲人作家克拉克的話說，它們是「從床頭或電話機旁向上斜視的大魚眼睛」，「像兒童玩具一樣塞滿了抽屜」。

　　「後來我一聽『愛滋病』這個詞，便會錯誤地聯想起這些助視工具。」這是她的原話，絕非杜撰。

　　我開始用觸摸筆寫字，字母越寫越大。我的備課講義用黑體字書寫，最後字跡大得每張紙只有六行。眼中的雲翳變得越來越重。

　　你也許會問，既然是白內障導致失明，為什麼不動手術摘除呢？白內障手術不會造成多大威脅，然而作怪的是葡萄膜炎。我的眼睛已經脆弱到經不起任何手術的地步。你肯定會徹底失明，大夫經常對我說，看來這是可能發生的事情了。我曾經無數次問過這個問題。最後，我順從的天性占了上風，因為從心底裡，我是相信醫生的。

　　穆勒大夫善於聽取別人的意見。她請來了三位同事(溫特斯、艾肯和奧斯曼斯基醫生)共同會診。有人認為白內障摘除手術可以考慮，死馬當活馬醫也未嘗不可，尤其是左眼，情況遠比右眼嚴重。他們承認確實存在危險，手術可能會使右眼惡化，並且導致眼球穿孔。除了徹底失明之外，劇烈疼痛在所難免，並且可能導致面部變形。我尤其擔心最後一種苦難，擔心別人看到你醜陋的雙眼時的痛苦。

　　我們也曾到其他地方就醫，去過威爾謝大街雷歐文醫生的豪華診所。他用力按我的眼球，問我看到了什麼顏色。在好眼睛中我能看到紅光，視力弱的眼睛則毫無反應。對於好眼，他在病歷中寫道：「豚脂化角蛋白沉積伴隨中央角膜水腫及未成熟的皮質性白內障，邊緣處可見帶狀角膜病變。」壞眼的情形一樣，只不過「前部角膜失去透光性，白內障已完全成熟」。雙眼眼壓很低，左眼尤其如此。關於白內障摘除手術，他的結論是：左眼不用再做任何考慮，根本沒有治癒機會。至於右眼，他說：「我對手術非常猶豫，根據我的經驗，在風濕性關節炎的活動期，白內障手術一般不會奏效。此外，手術極有可能帶來炎症，使右眼和左眼一樣，造成眼球萎縮。」

　　他和華盛頓國家醫療研究所的風濕病眼科專家王弗農博士探討我的病情，但王未做出明確回答。在聖弗蘭西斯科加利福尼亞大學醫療中心工作的研究人員塞繆爾J.基姆拉醫生見過類似的病例，他建議歐文不要冒然動手術。很明顯，手術治療的呼聲不高。事實上，保守派的理論似乎更讓我信服，我就這樣拖延下去，穿著灰褐色的襪子，直到視力完全消失為止。

　　1970年我49歲。右眼最好的校正視力下降到20/800，左眼只能看到手在三英尺的地方揮動。在不到一兩年的時間裡，兩隻眼睛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光感。如果陽光從窗戶照射進來，我能感覺出它和牆壁的區別。正如但丁所說的那樣：「在生命的旅途中，我走進了一座黑暗的森林，筆直的道路消失了。」從那時起，盲人的路杆和盲文將一直陪伴著我。丹佛的醫生會說：「喏喏喏，我說過它遲早要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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