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_癌症樓_學達書庫

一二八

　　舒盧賓神經質地時而揮動左手，時而揮動右手，以加強感歎的語氣——這又像被剪短了翅膀羽毛的鳥歪歪斜斜檢試圖起飛的笨拙動作。

　　不像春天那樣的灼熱的太陽，曬著他們的背部。尚未連接一起的樹枝還沒有形成綠蔭，只是各自披著新綠。尚未被南方那樣的烈日烤得炎熱的天空，在白晝飄動的片片白雲之間保持著蔚藍色的背景。但舒盧賓由於沒看見或者不相信，卻晃動著舉得高過腦袋的一個手指頭說：

　　「而在所有偶像上方的是恐懼的天！是陰雲低垂的恐懼的天。您是知道的，傍晚的時候，雖然沒有任何雷雨的跡象，有時低空中也會飄來這種濃厚的陰雲，晦暗提前到來，整個世界變得淒涼，使人只想躲進屋子裡去，儘快挨近爐火和親人。在這樣的天空下我生活了25年，全靠彎著腰子活和沉默不語才保全了自己。我沉默了25年，也或許是28年，您自己可以算去，有時是為了妻子而沉默，有時是為了孩子而沉默，有時是為了自己這罪孽深重的肉體而沉默。可是我的妻子死了。我的軀體竟也要變成一隻糞袋，還得從旁邊開一個窟窿。而孩子們也都長大了，變得不可思議，變得冷酷無情！要是女兒突然給我寫起信來了，而且是寄來了第三封信（不是往這裡寄，而是寄到家裡去，我指的是兩年之內），那原來是因為黨組織要她跟父親的關係正常化，您明白嗎？對兒子麼，連這樣的要求也不提了……」

　　舒盧賓皺著毛茸茸的濃眉把臉轉向奧列格，他那毛髮蓬亂的模樣使奧列格一下子想起《美人魚》中發瘋的磨坊主。「我哪兒是什麼磨坊主？？我豈不是一隻烏鴉！！」

　　「我簡直不知道，那幾個孩子是不是我做的夢？也許我根本沒有孩子？……您倒說說，人難道是木頭？！只有木頭才不在乎自己是單獨躺在那裡，還是跟別的木頭放在一起。而我是那樣生活的：一旦我失去知覺，昏倒在地，甚至一命嗚呼，幾晝夜之內鄰居都不會發覺。儘管如此，您聽我說，您聽我說！」他用力抓住奧列格的肩頭，唯恐他聽不見似的，「我仍然小心翼翼，步步留神！像我在病房對你們講的那些話，在費爾幹納我是不敢說的！在我工作的地方也不敢說！至於我現在對您講這樣的話，那是因為很快就要讓我上手術臺了！即便是這樣，有第三者在場我也不會講的！事情就是這樣。您瞧，我被擠到什麼樣的角落裡去了……可我是農業科學院畢業的。我還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高級進修班畢業。我曾開課講授過好幾門專業知識——這都是在莫斯科的事情。然而，後來一棵棵橡樹開始倒下。農業科學院裡倒了穆拉托夫。教授們成批地被抓了起來。要我表態承認錯誤？我也就承認錯誤！要我同被捕者劃清界限？我也就劃清界限！不是有那麼百分之幾的人得以倖免嗎？我就是屬這百分之幾裡的。我轉而專門研究生物學，以為找到了一個安靜的避風港…不料那裡也開始搞清洗，而且那又是怎麼個搞法！生物系各教研室的人全部受審查。要我停止授課？好，我也就停止授課。我退而充當助教，我甘願做一個小人物！」

　　這個在病房裡是沉默寡言的人，竟是如此健談！他的話是如此滔滔不絕。仿佛演說才是他最擅長的事情。

　　「偉大學者們寫的教科書被銷毀，教學大綱要變更，那好，我同意，就按新的要求上課！那時向我們提出，解剖學、微生物學、神經病理學得按一個不學無術的農藝師的學說和園藝家的實踐徹底改造。好啊，我也是那麼想的，完全贊成！不行，還得把助教的位置讓出來！好，我沒意見，我可以去搞教學法。不行，作出犧牲也沒有用，在這個位子上也被撤了下來。那好，我沒意見，我就去當圖書館管理員，到遙遠的浩罕當圖書館管理員！我先後不知降了多少級！但畢竟算是活了下來，我的孩子也都念完了大學。而圖書館管理員們則會接到上邊下達的秘密條子：把遺傳學這門冒牌科學的書籍銷毀！把某某作者、某某作者的書統統銷毀！這我們豈不是已經習慣了嗎？四分之一世紀以前，我自己不就從教授辯證唯物主義的講臺上宣佈相對論是反革命的蒙昧主義邪說嗎？於是由我起草文件，黨組織書記和特別科負責人在上面簽字，隨後也就把遺傳學、左派美學、倫理學。控制論、數學書籍—一扔進爐子裡去，付之一炬！……」

　　他還笑了起來，這只發了瘋的烏鴉！

　　「…我們何必搞街頭焚書這種多餘的戲劇性舉動？我們只是在僻靜的角落裡把書往爐子裡填，還可藉以取暖…您瞧，我背靠爐子被擠到什麼樣的角落裡去了……但我總算把孩子拉扯大了。我的女兒還成為區級報社的編輯，她寫過這樣的抒情詩：

　　不，我不想後退！

　　求饒我可不會。

　　既然非打架不可，那就打吧！

　　是親爹又怎麼樣？還不是照脖子上捶！」

　　他的病號長衫像無力騰飛的翅膀耷拉著。

　　「是，是啊……」科斯托格洛托夫只能如此應道。「我同意您的看法，您的日子不見得好過些。」

　　「正是這樣。」舒盧賓喘了口氣，讓自己坐穩些，語調也緩和些。「您倒說說，這一個個歷史時期的更迭究竟該怎麼解釋？人民還是這些人民，可是經過十來年工夫，全部政治熱情一落千丈，勇敢的衝動走向了反面，變成了怯懦的衝動。要知道，我從1917年起就是個布爾什維克。要知道，在唐波夫，我是怎樣奮勇地去驅散益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控制的議會的，儘管那時候我們只能把兩個指頭塞進嘴裡打一聲電哨算是發出了衝鋒的號令。我還參加過國內戰爭。當時我們根本沒有考慮自己的生死！而且，我們簡直把為世界革命獻出生命看成是幸福！可是後來是怎麼對待我們的？我們怎麼會低頭的？再說，主要是向什麼低頭？是向恐懼低頭嗎？是向市場偶像？向劇院偶像？賭，我是個小人物，不必說了，可是娜傑日達驚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妮呢？難道她不明白，她看不見嗎？為什麼她不大聲疾呼？只要她出來講話，甚至她為此付出生命代價，那會對我們大家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也許我們就會變成另一個樣子，也許什麼都能頂住，事情豈不就不會愈演愈烈？而奧爾忠尼啟則怎麼樣？要知道，當年他可不愧為一隻雄鷹啊！無論是施呂瑟爾堡要塞，還是苦役，都未能使他屈服，可究竟是什麼把他阻擋住了，使他一次也沒有說出反斯大林的話？他們寧願神秘地死去或自殺——這難道是勇敢嗎？請您給我解釋一下。」

　　「我哪能給您解釋呢，阿列克謝·菲利波維奇！我可不行……

　　這該由您給我解釋才對。」

　　舒盧賓歎了口氣，試著改變一下坐在長凳上的姿勢。可是他這樣坐也疼，那樣坐也疼。

　　「使我感興趣的是另一個問題。就說您吧，您是革命後出生的，可是竟被關進了監獄。那您對社會主義感到失望了嗎？還是沒有！」

　　科斯托格洛托夫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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