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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的確,瓦季姆從童年開始就一直有一種預感,似乎他的時間將不夠用。逢有女客或街坊來東扯西拉地說個沒完,耽誤媽媽和他的時間,他總是很懊喪。上中學和上大學的時候,他對任何集體活動都實際上把時間定得提前一兩個鐘頭開始而十分惱火,比方說勞動、參觀、聯歡、遊行,總是把人們必定遲到的時間也算進去。瓦季姆一貫討厭半小時的新聞廣播,因為其中重要和必要的內容5分鐘就容納得了,其餘都是水分。能把他氣炸的事情是:到任何一家商店去,十次當中會有一次趕上那裡正在關門結帳、盤點、過貨,而這又是永遠無法預見的。任何一處村蘇維埃,任何一處村郵政所都可能在任何一個工作日不辦公——這在25千米以外也是永遠無法預見的。

  也許,吝惜光陰是父親在他身上留下了根。父親也不喜歡無所事事,瓦季姆還記得父親怎樣把他夾在兩聯之間搖晃,還對他說:「瓦季姆!如果你不善於利用一分鐘的時間,那麼,一小時、一天,甚至一生都會被你白白浪費掉。」

  不,不!對時間的這種不知岸足的貪心,即使沒有父親的影響,也從小就在他身上紮了根。只要跟小夥伴們的遊戲稍稍變得沒有意思,他便不願硬著頭皮跟他們呆在大門口,而馬上就離去,並不在乎他們的嘲笑。只要他一覺得這本書談而無味,就會馬上擱下,不再看下去,而是另找內容充實的書看。倘若一部影片頭幾個鏡頭就使他覺得無聊透頂(而事先你對一部影片幾乎永遠都什麼也不知道,那是人們故意安排的),他便為花了冤錢而自認倒黴,隨著楊子的砰然響聲離座而去,以挽救剩下的時間和未被污染的頭腦。他討厭那些能把學生訓上10分鐘、弄得來不及講課的教員,他們有的地方一帶而過,有的地方又講得十分繁瑣,而打了下課鈴才佈置家庭作業。他們無法想像,一個學生的課間休息時間會安排得比他們上課的時候還有條理。

  也或許,他從小雖然沒有意識到,但卻感覺到潛伏在自己身上的這種危險?完全無辜的他,從小就處在這個色素斑的威脅之下!他童年時就那麼珍惜時間,把吝惜光明的習慣傳給兩個弟弟,上學之前就開始著大人的書,六年級的時候就在家裡搞了一個化學實驗室——這一切都可以說是他在跟未來的腫瘤搶時間,但這是在暗中賽跑,看不見對手在什麼地方,而敵人卻什麼都看得清楚,在最關鍵的時刻撲上來咬住不放!這可說不是疾病,而是毒蛇。就連它的名稱也像是蛇:惡性黑色素瘤。

  瓦季姆沒有注意到,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的。那是在阿爾泰山脊考察的時候。起初是那色斑變硬,後來開始疼痛,再後來是潰破了覺得好些,繼而又變硬,受到衣服的磨擦幾乎疼得不能走路。然而,他既沒寫信告訴媽媽,也沒把工作放下,因為他正在收集第一批資料,必須帶著這些資料到莫斯科去。

  他們的考察隊只是研究帶放射性的水,根本沒有找礦的任務。但是瓦季姆雖然年齡不大,卻讀過很多書,尤其喜歡並非每個地質學家都精通的化學,不知他是預見到還是預感到,在這一方面將會出現一種新的探礦方法。考察隊長對他的這種愛好並不怎麼支持,隊長所需要的是完成計劃。

  瓦季姆要求去莫斯科,隊長不許他為此目的去出差。於是瓦季姆讓他看了腫瘤,取得了病假證明,便來到了這個醫療中心。他當即瞭解到醫生的診斷,而且,院方要他馬上住院,說事情不能再耽誤下去。他拿到住院證明,卻乘飛機到莫斯科去了,希望見到此時正在那裡開會的切列戈羅德采夫。瓦季姆從未見過他,只讀過他主編的教科書和其他著作。有人提醒他,說切列戈羅德采夫多一句話都不願聽,他會根據頭一句話作出判斷,是否有必要跟該人談話。在去莫斯科的整個途中,瓦季姆都在為這頭一句話措詞。在會議中間休息時,他在小賣部門口被介紹給切列戈羅德采夫。瓦季姆連珠炮似地說出了自己的這句話,切列戈羅德采夫改變了去小賣部的打算,挽住他的胳膊,把他帶到一旁。這五分鐘的談話——瓦季姆覺得緊張到白熱化了——難就難在必須連續陳述自己的見解,又不能漏了回答對方的疑問,既要充分顯示自己的學識,又不能和盤托出,得把關鍵的東西暫時保留。切列戈羅德采夫立刻向他傾瀉了一大堆反駁意見,其中心思想則是:帶放射性的水無非是間接標誌,不能成為基本特徵,據此找礦勢必落空。他話是這麼說,但看來倒是希望對方能把自己說服了,他等著瓦季姆回答,大約等了一分鐘沒有下文,便放他走了。瓦季姆似乎還明白了一點:整個莫斯科的這一研究所都圍繞著這個問題踏步不前,而他一個人在阿爾泰山區的石礫中跋涉考察。

  暫時也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好的結果!目前正需要埋頭工作!

  可是現在又不得不住進醫院……還得把真情告訴媽媽。他本來可以去新切爾卡斯克,但他喜歡這個地方,加上這裡高他的山區較近。

  在莫斯科,他不只是瞭解了水和礦五的情況。他還瞭解到,得了黑色素細胞瘤的患者無一倖免:活上一年的很少,通常只能活8個月。

  正像以接近於光的速度在運轉的物體一樣,他的時間和他的質量現在已變得與別的物體、別的人不同:時間更濃縮了,質量更具穿透力了。歲月對他來說已壓縮成幾周,幾天則編成幾分鐘。他一生總是抓緊時間,但只是現在他才真正開始匆忙起來。連傻瓜度過60年的安穩日子,也能在科學方面成為一個博士。可他還不到27歲,能有多少成就呢?

  對歲相當於萊蒙托夫的一生。萊蒙托夫當年也是不願意死的。(瓦季姆知道自己多少有點兒像萊蒙托夫:同樣是個子不高,頭髮漆黑,手小腰細,只是沒有胡鬢。燃而,他把自己銘刻在我們的記憶中——不是讓我們記上100年,而是永遠記著!

  死神已經和他並排躺在同一張床上,面對這只扭動著黑色身子、抽打著尾巴的豹子,瓦季姆作為一個理智的人,應當找到一種如何與它為鄰共處的方式。如果說還剩下幾個月的話,那麼怎樣去卓有成效地度過這段時間呢?他應當把死亡作為自己生活中的一個突如其來的新因素來對待。經過這樣的分析,他發現,自己似乎已經開始跟它習慣了,甚至也不見外了。

  最不正確的思路是一切從失去了什麼出發,比方說:要是他能長壽,該有多麼幸福,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可以得到些什麼。正確的態度是承認統計數據:總是有些人年輕時就死的。然而年輕時死去的人在人們的記憶中所留下的印象永遠是年輕的。臨死前所迸發出來的火花會永不熄滅。瓦季姆通過最近幾個星期的沉思,悟出了一個重要的、乍看起來有點荒誕的道理:天才比庸才較為容易理解和接受死亡。可事實上,天才之死比庸才之死所失去的東西多得多!庸才非長壽而決不會滿足。

  當然,這樣去想也是令人神往的:只要能堅持那麼3年4年,在我們這個科技全面蓬勃發展、各種發明創造層出不窮的時代,是一定能夠找到對付黑色素細胞瘤的有效藥物的。但瓦季姆決定排除延長生命這種幻想,不去幻想痊癒,哪怕夜裡也不在這毫無意義的念頭上浪費時間,而是咬緊牙關,努力工作,在自己身後給人們留下新的找礦方法。

  他希望以此來補償自己的夭折,可以死而無憾。

  是的,26年來,他體驗到最充實、最豐滿和最和諧的感覺,莫過於使時間過得有益這樣一種感覺。正應該這樣,把最後幾個月的時間也最合理地度過。

  瓦季姆正是懷著這樣的工作熱情,夾著好幾本書走進病房的。

  他估計,在病房裡將遇到的第一個敵人就是廣播喇叭,瓦季姆準備用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跟它作鬥爭:先是說服鄰近的病人,之後用針去造成短路,而必要時把插座從牆壁上挖掉。這非裝不可的廣播喇叭,不知為什麼在我國到處都被視為文化普及的標誌,其實恰恰相反,正是文化落後的標誌,它只會鼓勵思想上的懶惰,但是瓦季姆從未來得及說服任何人相信這一點。這喇叭不停的絮叨,以及穿插播送非你所要瞭解的新聞和非你所要欣賞的音樂,無異於盜竊時間和空耗精神,而這對那些思想上的懶漢來說是很方便的,對那些肯於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人來說則是無法容忍的。有了長生之道的傻瓜,大概除了聽廣播就不知該怎樣消磨這無窮的日子了。

  不過,瓦季姆走進病房之後,感到喜出望外的是沒有發現廣播喇叭!二樓別的地方也沒有。(這項設施之所以省略了,是因為醫院年復一年地等待搬遷——要搬到另一棟設備較好的樓房裡去,那裡必會配備完整的廣播裝置。)

  瓦季姆想像中的第二個敵人是黑暗——熄燈早,開燈晚,離窗戶遠。不過,心胸開闊的焦姆卡把靠窗的床位讓給了他,這麼一來,瓦季姆從第一天起就適應了:跟大家一起很早就寢,天一亮就醒來開始用功,充分利用一天中最好和最安靜的幾個小時。

  有可能成為第三個敵人的是,病房裡過多的閒聊。事實上閒聊也的確不是沒有。但總的說來,瓦季姆對病房裡的人員組成還是滿意的,這首先是從安靜方面來看。

  他對葉根別爾季耶夫最有好感,因為葉根別爾季耶夫幾乎總是默默不語,對任何人都微微動一動他那厚厚的嘴唇和厚厚的臉腮、露出憨厚勇士般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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