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_癌症樓_學達書庫

二二

　　能骨不能抽出，不能鋸掉——這是牢記在腦子裡最根本的一條。只能用愛克斯光照射，而且必須一開始就照射量大——小了無濟於事。西布加托夫果然好起來了！能骨鞏固了。他的病雖已痊癒，但由於射線量大的原因，周圍的組織都變得極度敏感，很容易形成新的惡性腫瘤。因此，他被桶撞倒以後，身上就突然出現營養性潰瘍。如今，他的血液和組織都已不能接受愛克斯光照射，而新的腫瘤來勢兇猛，又沒有辦法消滅它，只能加以抑制。

　　對醫生來說，這時便會意識到無能為力，意識到治療方法很不完善，而對心靈來說，產生的是一種惋惜，一種最普通的惋惜之情；這個憂鬱的按超人西布加托夫，是那麼溫順、有禮貌，從不忘記別人對他的好處，可是我們為他所能做到的卻僅僅是延長他的苦痛。

　　今天早晨尼紮穆特丁·巴赫拉莫維奇曾專為這方面的事情把東佐娃叫去：為了加快床位的周轉，凡是最終沒有好轉希望的疑難病人，一律讓他們出院。對此，東佐娃也是同意的，因為樓下候診前廳裡經常有人坐在那裡等候床位，甚至一等就是幾晝夜，而各區腫瘤防治站也不斷要求允許他們把病人轉來。在原則上她表示同意，可這一原則最明顯不過地適用於西布加托夫，而不是別人，要讓西布加托夫馬上就出院，她怎麼也做不到。為了挽救這一塊人的能骨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實在是太多了，現在怎麼也不願向一種簡單的理性推論讓步，甚至不忍放棄無效措施的簡單重複，而是抱著最終失算的是死神而不是醫生這種渺茫的希望。為了西布加托夫，東佐娃甚至改變了學術研究的方向：她深入鑽研骨科病理學，僅僅出於拯救西布加托夫這一強烈願望。也許，在候診室裡坐等的病人更需要治療，可是要把西布加托夫打發走她是做不到的，她寧願在院長面前千方百計地耍花招。

　　尼紮穆特丁·巴赫拉莫維奇還竭力主張不要讓瀕臨死亡的病人待在醫院裡。應當盡可能讓他們死在院外，這也能提高床位周轉率，對留下的病人可以減少心理壓力，統計數字也會顯得好看一些，因為他們離開醫院不是由於死亡，而只是由於「病情惡化」。

　　今天讓阿佐夫金出院就屬這一類。他的病歷，幾個月來已經變成厚厚的一本了，那粘結起來的一頁頁粗糙的土黃色紙張還帶著灰白色的木質纖維，經常掛住筆尖，上面寫著許多紫色的和藍色的數據與診斷意見。透過這本粘起來的病歷，兩個醫生都看到這個疼得汗律選的城市少年縮成一團坐在床上的樣子，但是，柔和的聲音輕輕念出來的數字比法庭上雷霆萬鈞的判決還無情，誰也無法申訴。這裡記載著2．6萬個照射單位，其中包括最近一個療程的5．2萬個，合成雌酚50針；7次輸血，可是白血球仍然只有34皿，紅血漆……癌細胞的擴散有如坦克突破防線，已經波及胸腔縱隔，出現在肺葉上，鎖骨上方也有了淋巴結，而機體已無法作出阻止它們的任何反應。

　　兩位醫生繼續在翻閱病歷，把積壓下來的幾份接著填寫，而那位護士——愛克斯光技術員此時仍在給門診病人做放射治療。這會兒她把一個穿藍色連彩裙的4歲小女孩和她的母親帶了進來。小女孩臉上有一些紅色的血管瘤，它們還很小，還不是惡性的，但應當進行照射治療，以免它們繼續發展和轉化。這小姑娘自己沒當回事兒，殊不知自己那小小的嘴唇上也許已被死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不是頭一次來到這裡，已經不害怕了，像小鳥兒似的卿卿喳喳，喜歡去摸儀器上鍍鎳的零件，對那個亮晶晶的世界很感興趣。給她照射一次的時間總共只有3分鐘，可這3分鐘她怎麼也不肯一動不動地坐在對準患處的狹長照射管下面。她不停地轉來轉去，偏離方向，愛克斯光技術員不耐煩地關掉電源，一再把照射管重新對準她。母親拿著一個玩具吸引小女孩的注意力，還答應給她許多其他禮物，只要她這會兒乖乖地坐著。隨後進來一個滿面愁容的老婦人，她好半天才解下頭巾，脫去上衣。接著是從住院部來的一個穿灰色病號服的女人，她腳掌上長著一個小球似的有色腫瘤——這東西只不過是由於被鞋裡的釘子紮了一下引起的。此人同護士有說有笑，根本沒有料到這個直徑只有一釐米的區區小球，竟是惡性腫瘤之王——惡性黑色素瘤，不知為什麼醫生們就是不肯給她切除。

　　兩位醫生難免也要為這些病人分心，看看她們的病情，給護士出出主意，就這樣，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該去給魯薩諾夫注射恩比興的時間已經過了，她馬上把有意壓下來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的那份病歷放到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面前。

　　「在進院時處於被嚴重耽誤的狀態下，居然取得這樣大有希望的良好開端，」她說。「可惜這個人太固執。但願他不會真的拒絕治療。」

　　「那就讓他試試看！」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輕輕敲了一下桌子。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跟阿佐夫金的那種病是一樣的，但是療效明顯，變得大有希望，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敢拒絕治療！

　　「在您面前，他是不敢，」漢加爾特當即表示同意。「可我沒有把握能拗得過他。要麼，把他叫來跟您談談？」她在剔除指甲縫裡粘著的一點塵垢。「我跟他的關係搞得相當彆扭……總也無法用嚴厲的口吻跟他講話。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他們之間的彆扭還是從初次見面的時候開始的。

　　那是在1月份的一個陰暗的日子裡，雨下得很大。漢加爾特作為醫院夜間值班醫生接了班。晚上快到9點鐘的時候，樓下的一個胖女人——身體健壯的護理員來向她訴苦：

　　「大夫，那裡有一個病人在胡鬧。我一個人拿他沒辦法。這怎麼行，要是不採取措施，簡直就會騎到我們的頭上。」

　　我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走出去，看見寬大樓梯底下靠近上了鎖的護士長小屋的門口，一個瘦高個兒的男子直接躺在地板上，這人腳上穿的是靴子，身上是泛出棕紅色的士兵大衣，一項普通的護耳棉帽雖然有點小但還是繃在腦袋上。他把一隻行李袋枕在頭下，給人總的印象是他準備在這兒過夜。兩腿秀麗、穿一雙高跟鞋的漢加爾特（她在衣著方面從來都不是隨隨便便的）走到他跟前，威嚴地看了一眼，企圖通過眼神使他感到羞愧，迫使他站起來，然而，那人雖然看見了她，卻依然滿不在乎，動也不動，甚至好像微微閉上了眼睛。

　　「您是什麼人？」她問。

　　「一個人唄，」他聲音不高、無所謂似地回答。

　　「您有到我們這裡住院的許可證嗎？」

　　「有！」

　　「是什麼時候拿到的？」

　　「今天。」

　　從他兩側地板上的水跡來看，毫無疑問，他的軍大衣全濕透了，而且靴子和行李袋也同樣如此。

　　「但是躺在這裡不行。我們……這裡不允許。何況這裡也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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