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外國作品 > 一間只屬於自己的房間 | 上頁 下頁
二五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這都讓人深感遺憾。因為它意味著——這時,我走到一排排高爾斯華綏先生和吉卜林先生的作品前——最偉大的當代作家一些最好的作品也只不過被當成了耳旁風。無論評論家們做出何種保證,女性在這些作品裡都找不到那一口永恆的生命之泉。不僅因為它們讚美男性美德,鞏固男性價值觀,描述男性的世界,還因為女性並不能理解這些書中滲透的情感。結局還早著呢,人們就開始說,那種情感來了,它聚集起來,要在人們頭頂上爆發。那幅畫會落在老喬裡恩頭上,他會驚嚇過度而死,老牧師會為他宣讀兩三句訃告,泰晤士河上的所有天鵝會開始一起鳴叫。

  但是在這一切發生之前,人們就會匆匆走開,躲進醋栗樹叢,因為有些對男性來說非常深沉、微妙、象徵意義非常豐富的情感,卻讓女性覺得奇怪。吉卜林筆下那些背過身去的軍官是如此,撒種的播種人也是如此,那些只顧埋頭工作的男人們,還有那面旗幟也是——所有這些黑體字都令人慚愧,仿佛在竊聽一場只有男性的狂歡時被抓了個正著。實際上,無論是高爾斯華綏先生還是吉卜林先生,身上都沒有一星半點兒的女性氣質。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他們的一切特質在女性眼中都是粗糙又不成熟的。他們缺乏暗示的力量。如果一本書缺乏了暗示的力量,那麼不管它衝擊力多強,都沒法滲入心靈深處。

  我不停地把書抽出來,看也不看再放回去,我在這種焦躁不安的心情下開始想像,一個純粹的、自負的男子氣時代即將到來,就像那些教授的信件(比如沃爾特·雷利爵士的信件)中預示的那樣,意大利的統治者已經建立了這樣的時代。因為在羅馬,人們很難不受那種凌厲的男子氣概感染,且不論這種男性價值會對一個國家產生什麼影響,它對詩歌藝術的影響都值得我們懷疑。

  至少從報紙上的文章來看,意大利的小說讓人感到某種焦慮。學者們召開了一場會議,主題是「促進意大利小說的發展」。那天出席的都是「貴族、金融界和工業界名流,或法西斯集團名人」,他們討論該議題後,給領導人發了一封電報,稱「法西斯時代很快就會催生一位不愧於這個時代的詩人」。我們大可以虔誠地相信,但詩歌可不是孵化器生得出來的。詩歌的誕生需要母親,也需要父親。恐怕法西斯詩歌會變成一個可怕的夭折的胎兒,就像小縣城博物館裡的藏品那樣,裝在一個玻璃瓶裡展出。據說這樣的怪物總是活不長;人們從沒見過這樣一個神童在田野裡割草。一個身體長出兩個頭,並不能使人長壽。

  如果我們急著追究這種情況的責任,兩個性別都難辭其咎。所有誘惑者和改革家都有責任,對格蘭維爾勳爵說謊的貝斯伯勒女士有責任,對格雷格先生說出真相的戴維斯小姐有責任。所有喚起性別自我意識的人都要負責,是他們,在我想在某本書上發揮自己的才智時,驅使我去追溯那個快樂的時代,那時,戴維斯小姐和克拉夫小姐還沒出生,作家懂得平衡自己大腦的兩面來寫作。我們必須重新回到莎士比亞,因為莎士比亞是雌雄同體的;濟慈、斯特恩、庫珀、蘭姆和柯勒律治也是。

  雪萊大概是無性的。彌爾頓和本·瓊森身上的男性氣質稍多,華茲華斯和托爾斯泰也是。我們這個時代裡,普魯斯特是完全雌雄同體的,或者說女性氣質稍多。但是這種情況過於少見,沒什麼可抱怨的。因為一個人的大腦中要是沒有這種融合,理智就會占了上風,大腦的其他能力就會僵化,最後荒廢。但我安慰自己,現在是一個過渡期。我答應你們要做這場演講,但我講的大部分觀點都會過時;現在,你們看到我眼裡閃爍著火花,可不等你們成年,你們就會開始懷疑一切。

  儘管如此,我來到書桌前,拿起那張以「女性與小說」為題的紙,準備寫下第一句話:對於自己性別的思考,是任何一個寫作者的致命傷。成為一個簡單純粹的男人或者女人,都是致命的;你必須成為有男子氣概的女性或有女性氣質的男性。女性發牢騷是致命的,哪怕一丁點兒也不行;哪怕有正當理由,也不能爭辯;不能有意識地作為一個女性發表言論。這個「致命」不是誇張,因為任何帶有意識偏見的文字都註定消亡。它不再獲得營養。頭一兩天的時間裡,它也許顯得才華橫溢,令人印象深刻,有力而巧妙,但當夜幕降臨,它註定凋零;它沒法在他人的心靈中繼續生長。任何藝術創作,都需要大腦中的男性和女性先達成某種合作。兩種對立的元素必須緊密結合。

  作家的大腦必須完全放開,我們才能感覺到他完整地表達出了自己的經驗。大腦必須自由,必須寧靜,沒有一個輪子吱嘎作響,沒有一星半點的光,窗簾必須拉嚴。我想,一個作家體驗一件事情之後,他必須躺下來,讓自己的大腦在黑暗中慶祝它們的結合。對於他腦中發生的一切,他一概不能看,也不能質疑。他應該去摘下玫瑰花的花瓣,看著天鵝靜靜地漂在湖面上。我又看到了那股卷走小船、大學生和落葉的水流,看到載上男人和女人的出租車,我想,他們穿過街道聚在一起,被水流卷走,我想,倫敦的河流在遠處咆哮,他們也融入了滾滾洪流之中。

  此時此刻,瑪麗·貝頓一言不發。她已經告訴你們,她怎樣得出了這個乏味的結論——要寫小說或者詩歌,你必須有每年五百英鎊,還有一間可以上鎖的自己的房間。她試圖闡明自己在這個結論中的種種思考和印象。她讓你們跟著她一頭撞見校官,在這裡吃午餐、吃晚餐,在大英博物館裡畫畫,從書架上拿書,望著窗外。她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你們肯定發現了她的種種過失和缺陷,判斷這會對她的觀點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你們反駁她,根據自己的標準增加或刪減她的觀點。這是應該的,因為對於這樣一個問題來說,只有一一排除所有錯誤,才能找到真相。最後,我自己先提出兩種可能出現的批評,這兩點很明顯,我不說你們肯定也想到了。

  你們可能會問,我還沒有說,兩種性別的作家各有什麼優點。我是故意不說的,因為時候未到——眼下弄清女性有多少錢、多少房間,比用理論說明她們的能力要重要得多。就算時機成熟,我也不相信人的天分(無論是大腦還是性格方面的)可以像糖果或者黃油一樣衡量,哪怕劍橋大學這麼擅長給人分類、戴帽子和加頭銜的地方也做不到。我甚至認為,你們在《惠特克年鑒》中找到的次序表也不能代表最終價值,也沒有確鑿的理由認為,參加宴會時巴斯爵士一定要走在精神病患者調查官後面。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