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外國作品 > 一間只屬於自己的房間 | 上頁 下頁 |
| 一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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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它漸漸出現、清晰和生動起來,人們發出狂喜的呼喊,我一直感覺、知曉和嚮往的就是它!人們心潮澎湃,懷著某種敬畏的心情合上書,放回書架上,仿佛它是一件珍寶,仿佛人活著就是為了隨時拿起它。我這麼說著,拿起《戰爭與和平》,把它放回了原位。但如果情況不是這樣,如果這些可憐的句子看似鮮亮而華美,引得我們拿起來檢驗一番,心中頓時激蕩起一種熱切的回應,然後戛然而止:似乎有什麼東西遏制了它們的成長,只能看到角落裡一些模糊的痕跡和一處污點,沒有任何完整和完全的東西,我們只能發出一聲失望的歎息,說一句,又是一部失敗之作。這部小說哪裡出了問題。 當然,大部分小說會在什麼地方出些問題。想像力不堪重負,寸步難行了。洞察力也不再敏銳,分不清真假,再也沒有力氣進行那種需要持續調動各種才能的艱巨勞動。然而再看看《簡·愛》和其他小說,我想,小說家的性別對這一切又有什麼影響呢?我把誠實看作小說家的核心品質,但女性小說家的性別會影響她的誠實嗎?看看我從《簡·愛》中摘錄出的那幾段,小說家夏洛蒂·勃朗特的憤怒顯然干擾了她的誠實。她偏離了自己傾注全部心血的故事,陷入了某些個人的不滿情緒中。 她想起自己本該擁有某種經驗,卻被剝奪了機會——她想自由闖蕩世界的時候,卻只能憋在牧師住宅裡補襪子。她的想像變成了憤怒,我們都能感覺得到。除了憤怒,還有很多其他力量糾纏著她的想像力,想讓她偏離正道,比如無知。羅徹斯特先生的形象是在黑暗中描繪出來的。我們能從中感到一種恐懼,就像我們常常感覺到一種壓迫產生的刻薄,一種激情之下壓抑的痛苦,一種感染了整本書的敵意。那些書很好,但卻一陣陣地痛。 既然小說和現實生活有一定關聯,那它的價值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現實生活的價值。通常情況下,女性的價值觀顯然和男性定義的價值觀不一致,這很正常。不過,占上風的是男性價值觀。簡單來說,足球和運動很「重要」;而追求時尚、購買衣物是「小事」。這種價值觀必然會從生活滲透進小說之中。批評家會說,這本書很重要,因為它講的是戰爭。這本書不重要,因為它講的是會客廳裡女人們的感情。描寫戰場的場景比商店裡的場景更重要——價值觀的差異比這更微妙,而且無處不在。 因此,在19世紀初期,一個女人如果要寫小說,她的大腦肯定會有點偏離正道,受到外界權威的影響,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明確想法。你只需掃一眼那些被遺忘的舊小說,傾聽它們的聲音,就能看出作家遭到了批評。她的文字一會兒充滿攻擊性,一會兒又表示妥協。她要麼承認自己「不過是個女人」,要麼抗議說她「不比男人差」。她面對批評的方式是隨性的,有時順從而恭敬,有時憤怒又強硬。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偏離了事情本身,開始想其他東西。她的書把私人的情感強加給讀者。書的核心有瑕疵。我又想到,女性的小說散落在倫敦的二手書店裡,像一顆顆沒長好的癩蘋果。這些書的根部有問題,導致它們腐爛了。她因為別人的觀點而動搖了自己的價值觀。 然而,她們不可能不左右搖擺。在一個純粹的男權社會裡,面對所有批評,要想堅持己見不退縮,需要怎樣的才能,怎樣的誠實品質啊。只有簡·奧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能夠做到。這是她們的成就,恐怕是最光榮的一個成就。她們寫女性的小說,而不是男性的。在那個年代,寫小說的女性成千上萬,只有她們做到了徹底無視老學究們的反復告誡——你得這麼寫,你得那麼想。 那些聲音喋喋不休,時而怨聲載道,時而居高臨下,時而盛氣凌人,時而悲痛,時而震驚,時而憤怒,時而和藹,讓女性沒有片刻安寧,像一位過於嚴肅的女教師,命令她們要有埃傑頓·布瑞格爵士那樣的教養;甚至連批評詩歌時也扯上對性別的批評;還勸告她們,要想守規矩,想贏得某種耀眼的回報,就要注意自己行為的底線,不能超出某些紳士覺得合適的範圍——「女性小說家要想成功,就要勇敢地認識到自己性別的局限性。」這句話點出了問題之所在。別吃驚,我告訴你們,這句話不是寫於1828年8月,而是1928年8月。 我想,現在你們看到這句話,會覺得挺好笑,但它代表的是大部分人的觀點——不是我想翻舊賬,我只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一個世紀前,這部分人非常活躍,非常有發言權。在1828年,一個年輕女性必須有非常堅定的意志,才能無視所有斥責、謾駡和別人承諾的獎賞。她一定得通過某種方式煽動自己,對自己說,好吧,他們總不至於把文學也包了。文學向所有人開放。就算你是什麼校官,我也不允許你把我趕出草坪。至於圖書館,你想鎖就鎖吧,但我的思想是自由的,任何大門、門鎖和門閂都不能阻攔。 在寫作這件事情上,不管那些挫敗和批評對她們產生了什麼影響——我相信這種影響是巨大的——比起她們面臨的另一個困境,這些都不重要,只要她們(我想的還是那些19世紀初期的小說家)將自己的思想付諸紙筆,就會發現自己缺乏傳統的支撐,或者傳統歷時太短太片面,幫不上多大忙。女人只能通過自己的母親追溯歷史。男作家能給我們帶來很多樂趣,但不能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蘭姆、布朗、薩克雷、紐曼、斯特恩、狄更斯、德昆西——不管是誰——對女性都沒有幫助,儘管她能從他們那裡學到些技巧,並加以活用。男性思想的重量、步調和步幅都和女性完全不同,她無法成功從中提取任何有用的東西。你總不能比著葫蘆畫瓢。她提起筆的第一反應,恐怕是發現她找不到現成的通用句式。所有偉大的小說家,像薩克雷、狄更斯和巴爾紮克等,都寫得一手流暢的散文,節奏快而不亂,表現力強但不做作,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屬於全人類。他們使用當時通用的句式。 19世紀初通用的句式大致如下:「他們作品的偉大之處,在於它不半途而廢,而是繼續前進。作家最能感到興奮或滿足的事情,應該在於修煉藝術、創造無限的美和真理。成功激發人努力,習慣幫助人成功。」這是一個男性的句式,我們能從中看到約翰遜、吉本等人的影子。它不適合女性使用。哪怕夏洛蒂·勃朗特有著卓越的散文才能,拿起這件笨拙的武器,她也要磕磕絆絆,栽倒在地。喬治·艾略特要是拿起它,不知道會幹出什麼不可描述的暴行來。簡·奧斯汀看看它,嘲笑一番,然後組織出一種適合自己使用的句式,一直使用下去。這種句式絕對非常流暢、漂亮,因此,她的寫作才能雖然略遜于夏洛蒂·勃朗特,表達的卻比勃朗特完整得多。 藝術的精髓在於自由和完整的表達,因此女性寫作欠缺傳統和工具,便能說明很多問題。而且,一本書並不是由一個個句子從頭到尾連接而成,而是詞句的建設,說得更具象些,就像建造拱廊或穹頂一樣。男人根據自己的需求製造出這些形狀,供自己使用。史詩或詩劇的形式也不見得比這些句式更適合女性。到了女性當上作家的時代,現存的文學形式已經固定。只有小說足夠年輕,還能供女性靈活使用,也許這就是女性選擇小說的原因。 儘管如此,到了現在,誰又能說所有文學形式中最靈活的「小說」(我使用雙引號,因為我覺得這個詞不夠恰當)就適合現在的女性使用呢?當然,如果她能自由伸展四肢,肯定會把小說捶打成適合自己的樣子;創造某種新的形式,不一定是韻文,用來表達自己的詩性。因為她心中還有詩意未能表達。我又想,現在的女性會如何寫一部五幕詩悲劇,是用韻文,還是用散文? 這些都是我們未來需要面對的問題。現在我必須放下這些問題,否則它們會引誘我偏離話題,走進無跡可尋的森林,我會迷路,而且極有可能被野獸吃掉。小說的未來是個令人沮喪的話題,我不想提起,也覺得你們不會想聽。所以我只稍微說上兩句,請大家注意,對將來的女性來說,物質條件至關重要。書必須在某種程度上適應人的身體條件,甚至可以草率地說,女性寫的書應該比男性寫的書更短更緊湊,結構要清晰,不用進行長時間集中且不間斷的寫作。因為她們總是受到干擾。 另外,男性和女性腦中輸送營養的神經似乎構造不同,如果要他們發揮出各自最好和最努力的狀態,就必須找到適合他們的方式——舉例來說,幾百年前修道士可能會設計的幾小時課程是否適合他們——他們需要什麼樣的勞逸結合,這裡我說的「逸」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指做些別的事情;他們到底有哪裡不同?一切都在等待我們去討論和發現,一切問題都屬於女性與小說這個話題。我又走近書架,想,哪裡能找到女性學者關於女性心理的詳細研究?如果因為女性不擅長踢足球,就不允許她們研究醫學——還好,我的思路在這裡又轉了一個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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