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外國作品 > 一間只屬於自己的房間 | 上頁 下頁 |
| 一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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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卷首插畫,可以用這個場景:達德利夫人坐在蘇格蘭的沼澤地裡,身上戴滿鑽石,身邊被蚊蟲包圍。達德利夫人去世那天,《泰晤士報》撰文說,達德利勳爵「是一位有教養、有成就的人物,他仁慈、慷慨,但卻專橫又反復無常。他堅持要求自己的妻子盛裝打扮,哪怕是在偏遠的高地狩獵小屋裡,他也給妻子身上戴滿華麗的珠寶」,等等,「他給了她一切,但就是不讓她負責任何事情」。後來,達德利勳爵中風了,此後,他的妻子不僅照顧他,還打理他的產業,展現出十分卓越的才能。這種怪誕的獨裁在19世紀仍然存在。 說回阿芙拉·貝恩,她向世人證明,寫作可以掙錢,但可能需要犧牲某種討人喜歡的品德。漸漸地,寫作不再意味著荒唐的行為或者錯亂的頭腦,而是有了重要的實用意義。一個人可能遭遇丈夫的亡故,家中可能遭遇某種災禍。臨近18世紀時,數以百計的女性開始想方設法掙錢給自己零花或補貼家用,她們做翻譯,寫糟糕的小說,這些小說在教科書中都沒能留下記錄,但經常出現在查令十字街的廉價書攤上。 18世紀末,女性在腦力活動領域非常活躍,她們討論、聚會、寫文章評論莎士比亞、翻譯經典著作,一切行為都以一個證據確鑿的事實為基礎——女性可以靠寫作賺錢。沒有錢,寫作不過是一種輕率的行為,有了錢,一切都尊貴了起來。你可以繼續嘲笑她們是「亂寫亂畫的怪才」,但你沒法否認她們的腰包鼓了起來。因此,18世紀末出現了一種變化,如果我能書寫歷史,我會更加詳盡地描述這種變化,並認為它比十字軍東征或玫瑰戰爭更重要。中產階級女性開始寫作了。 如果《傲慢與偏見》《米德爾馬契》《維萊特》和《呼嘯山莊》很重要,女性開始寫作這件事情也很重要,這種重要性用一個小時的演講根本說不清楚,因為寫作不再僅僅關乎隱居郊區住宅、守著一堆對開本和奉承者的孤獨貴夫人,而是走進了一般女性。沒有這些先驅,就沒有簡·奧斯汀、勃朗特姐妹和喬治·艾略特;就像沒有馬洛就沒有莎士比亞,沒有喬叟就沒有馬洛,沒有那些無名詩人,就不會有喬叟,先驅者馴服了粗野的語言,為後人的創作鋪平了道路。 大師之作從來都不是獨自誕生、獨立存在的;它們是漫長歲月裡共同思考的產物,是群眾的思想,它有一個聲音,背後訴說著萬千大眾的群體經驗。簡·奧斯汀應該給范妮·伯尼的墳墓獻上花環,喬治·艾略特應該向伊莉莎·卡特的巨大影響致敬——這位頑強的老婦在自己床頭系了個鈴鐺,好督促自己每天早起學習希臘語。所有女性都應該向阿芙拉·貝恩的墳墓獻上花束,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匪夷所思但是也恰如其分,因為她為全體女性贏得了表達自己的權利。她雖然名聲不好,四處留情,但正是因為她,我今晚才能不那麼唐突地對你們說:用你們的聰明才智,去掙每年五百英鎊吧。 這時我看到了19世紀早期的作品,這裡我頭一次發現,書架上專門有幾層用來放女性的作品。我的眼睛上下遊移,忍不住問,為什麼除了少數幾本特例,它們幾乎全是小說?最原始的創作衝動應該是寫詩。「歌之最高神」是位女詩人。無論是在英國還是法國,女詩人的出現都要早于女性小說家。看著四位女作家的大名,我想,喬治·艾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有什麼共同之處?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簡·奧斯汀嗎?她們倒是都沒有孩子,這大概算是一個共同點,但這四位完全不同的人物恐怕沒法待在同一個房間裡——以至於讓人忍不住想邀她們碰個面聊一聊。在某種不明力量的驅使下,她們剛開始寫的都是小說。 我想,這是不是和她們的中產階級出身有關;以及,像之後艾米麗·戴維斯小姐揭露的那樣,因為19世紀初的中產階級家庭只有一間起居室?女性要寫作,只能來到普通的起居室。就像南丁格爾小姐激烈抗議的那樣——「女性連半個小時都擠不出來……她們沒有自己的時間」——她總是受到干擾。畢竟,寫散文或小說比寫詩或劇作要簡單。前者相對來說不用那麼集中精力。簡·奧斯汀一輩子都是在這種狀態下寫作。「她居然可以做到,」她的侄子在回憶錄中寫道:「太驚人了,因為她沒有專屬的書房,大部分作品的寫作地點都是在大客廳,那裡有很多生活瑣事的干擾。她寫得很小心,防止這項事業被僕人、客人或者並非家庭成員的其他人發現。」簡·奧斯汀藏起手稿,或者用一張吸墨紙蓋住。 在19世紀初,女性能做到的唯一一種文學訓練,就是去觀察別人的性格,分析別人的情感。幾百年來,她們的情感都在一間普通的客廳裡受到薰陶。她的心感知著人們所感,她的眼睛觀察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當中產階級女性拿起筆,寫下的自然是小說,儘管我們列出的四位著名女性中有兩位顯然並不是天生的小說家。艾米莉·勃朗特本該寫詩劇;喬治·艾略特的思維寬泛,應該拓展一下創作衝動,撰寫歷史或傳記。 但她們卻寫了小說;我從書架上拿下《傲慢與偏見》,覺得還可以說,她們寫的都是好小說。我們可以說《傲慢與偏見》是一本好書,這不是吹噓,也不是在挖苦另一個性別。如果你寫的是《傲慢與偏見》,被人發現也沒什麼可羞恥的。然而,簡·奧斯汀還是很慶倖她家的門吱呀作響,這樣一有人來,她就能趕緊藏起自己的手稿。對於簡·奧斯汀來說,寫《傲慢與偏見》是種見不得人的事情。我很好奇,如果簡·奧斯汀不用在客人面前掩飾,那《傲慢與偏見》會不會寫得更好?我讀了一兩頁,想弄清這個問題;但我發現,書裡沒有任何受到創作條件影響的痕跡。這大概是一個奇跡。 在1800年前後,有一個投身寫作的女人,她的文字裡沒有恨、沒有苦,沒有恐懼、抗議,也沒有說教。我看了看《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心想,莎士比亞就是這樣寫作的;莎士比亞和簡·奧斯汀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的內心一片寧靜;正因如此,我們不瞭解莎士比亞,也不瞭解簡·奧斯汀,正因如此,簡·奧斯汀的文字裡無處不見她的影子,莎士比亞也是。如果說簡·奧斯汀的境遇有什麼害處,那就只有她的眼界過於狹小。一個女人不能獨自到處亂逛。她從未出門旅行,從未乘公共汽車穿過倫敦,從未自己吃午飯或逛商店。也許,不去奢求自己得不到的東西,這就是簡·奧斯汀的天性。她的才華完美契合自己的生活狀態。但同樣的結論放在夏洛蒂·勃朗特身上就不見得合適了,我說著把《傲慢與偏見》放在一旁,打開了《簡·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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