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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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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在我們可以這麼做,但放到僅僅五十年以前,重要人物說出來的話肯定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我們來想像一下,一位父親出於最高尚的動機,不希望自己的女兒離開家,去做什麼作家、畫家或者學者。「你看布朗先生都這麼講。」他會這樣說;更何況不止奧斯卡·布朗先生這樣講,還有《星期六評論》,還有格雷格先生——「女人存在的最重要的意義,」格雷格先生強調說,「就是被男人照顧,和照顧男人。」——這樣的大男子主義觀點不勝枚舉,他們都不指望女性能有什麼突出的智力。就算父親們不搬出這些觀點,女兒們自己也看得到;哪怕到了19世紀,讀到這些東西也會大大打擊她的熱情,深深地影響她的工作。 所有人都堅持認為,你做不了這個,幹不了那個,她們得去抗議,去克服。或許對於小說家來說,這種攻擊已經沒什麼效果,因為世界上已經有女性小說家成功了。但對畫家來說還是有些刺痛;而對音樂家來說,我想它極其有力、毒性極強。女性作曲家的地位就像莎士比亞時代站在劇院門口的女演員。說到我虛構的莎士比亞的妹妹,我想起尼克·格林說過一句話,他說女人演戲會讓他聯想起小狗跳舞。兩百年以後,約翰遜博士用同一句話形容了女性傳教士。我又打開一本關於音樂的書,發現1928年的人們說起女性作曲家,用的還是同一句話。「關於熱爾梅娜·塔耶芙爾小姐,我們只需照搬約翰遜博士的名言,把女性傳教士換成女作曲家就可以了。『先生,女人作曲就像狗用兩條後腿走路。雖然姿勢不太好看,但你會驚訝地發現,它居然走起來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因此,拋開奧斯卡·布朗先生的生平不談,也不管其他人如何,至少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19世紀,人們不鼓勵女性成為藝術家。相反,她會遭到斥責、侮辱、說教和勸誡。為了反抗和反駁這一切,她不免神經緊張,漸漸失去了動力。說到這裡,話題又回到了大男子主義情結上,它很有趣、很難理解,會對女性的行為造成巨大的影響;它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欲望,比起女性的劣等,更強調男性的優越。它無處不在,無論是藝術之路還是從政之路都統統攔住,儘管苦苦哀求的人那麼謙卑和熱忱,儘管她們並不會給男性帶來多大威脅。 我想起對政治充滿熱情的貝斯伯勒女士,她在給格蘭維爾·列維森-高爾勳爵寫信時,也不得不卑躬屈膝:「儘管我對政治滿腔熱情,也沒少討論政治,但我完全同意您說的,女性不應干涉政治或其他嚴肅的事務,頂多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人問起的話)。」接著她才開始揮灑自己的熱情,就格蘭維爾·列維森-高爾勳爵在眾議院首次演說這個極其重要的話題,她倒是沒什麼阻礙地發表了看法。這個現象非常奇怪。男性反對女性解放的歷史,似乎比女性解放的過程本身更有趣味。如果哪個格頓或者紐漢姆的年輕學生能搜集一些事例,推導出一個理論,肯定能寫成一本有趣的書——不過她得戴上厚厚的手套,需要堅硬的柵欄才能保護自己。 拋開貝斯伯勒女士不談,我想,這些話現在說起來可笑,但在過去都是非常認真嚴肅的話題。我敢肯定,現在這些言論被集結成書,被貼上「荒誕」的標簽,只供少數讀者在夏日的夜晚消磨時間,但過去它們曾讓人熱淚盈眶。你們的祖母輩和曾祖母輩,很多人聽得失聲痛哭。弗洛倫斯·南丁格爾曾經發出痛苦的尖叫。而且,你們上了大學,有了自己的起居室或臥室兼起居室,你們有資格說,天才應該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天才才不在乎別人說了什麼。可惜,無論男人還是女人,越是有才華,就會越在意別人怎樣評判自己。想想濟慈,想想他墓碑上的話。想想丁尼生,想想更多的人,我無須再舉更多例子,就能證明一個不幸但不可否認的事實:藝術家天生對他人的評價極度敏感。文學圈子裡鋪天蓋地都是過度在意他人評價的人。 現在回到我最初的問題上來,什麼樣的心境最適合創作?我發現,他們的敏感加劇了他們的不幸,因為一個藝術家如果要讓自己心中的作品得到完整的釋放,必須有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必須來自一顆熾熱的心,我看了看桌上攤開的《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覺得那顆心必須像莎士比亞的那樣,沒有阻礙,沒有雜質。 我們對莎士比亞創作時的心境一無所知,這種說法本身就是對莎士比亞心境的一種描述。比起多恩、本·瓊森或彌爾頓,我們對莎士比亞所知甚少,就是因為他沒有展現任何抱怨、惱怒和憎惡。沒有任何和作家相關的「揭秘」會影響我們的閱讀。想要抗議、說教、控訴、報復也好,想讓世界見證某種苦難和冤屈也好,這類欲望在莎士比亞這裡都已經熄滅和消失了。因此,他的詩是自由的,仿佛行雲流水。如果說這世上有誰實現了自己作品的完整表達,那這個人就是莎士比亞。我又看了看書架,想到,如果說世界上有哪顆心曾經如此熾熱、如此自由,那一定是莎士比亞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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