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外國作品 > 一間只屬於自己的房間 | 上頁 下頁 |
| 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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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這是真的,也許是假的——誰說得准呢?——但我覺得,根據我編造的莎士比亞和他妹妹的故事,至少可以確定,如果一個16世紀出生的女性天賦異稟,她一定會發瘋,要麼一槍打死自己,要麼隱居在村外一處偏遠的小屋裡,過著半女巫半賢者的生活,遭到人們的畏懼和嘲弄。我們稍微運用心理學就能分析出,如果一個天分很高的女孩想要寫詩,定會遭到他人的反對和阻撓,她的本能與世俗相背,她必將因此受折磨、分裂,最終搞垮了身體,喪失了心智。一個女孩要去倫敦,走到劇院門口,強行闖進去見演員經理,必須經過一番激烈的掙扎,忍受一種毫無道理但不得不承受的痛苦。出於某種不明原因,某些社會非常迷信女性的貞潔。 貞潔對女性的生活有著非常重要的宗教意義,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它被神經和本能緊緊地束縛,要是解放了它,放到光天化日之下,需要不同尋常的勇氣。對於一個女詩人或女劇作家來說,要想在16世紀的倫敦過上自由的生活,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面臨兩難的選擇,甚至被逼上絕路。就算她僥倖活下來,她的想像力也會變得緊張、病態,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會扭曲、變形。我看著書架,上面沒有女性作家的戲劇作品,我想,就算她寫了,她的作品也一定沒法署名。她一定會用這種方法保護自己。正是受了貞潔思想的影響,女人們才不留姓名,到了19世紀也還是這樣。 柯勒·貝爾、喬治·艾略特、喬治·桑都是這種內心衝突的受害者,從她們的寫作中就能看出來,她們都徒勞地用男人的名字掩飾自己。她們遵循傳統,認為婦女抛頭露面是一種可恥的行為。這種傳統就算不是男性樹立的,至少也是他們大力推崇的(伯利克裡說,一個女人最大的光榮,就是不被人們提及,儘管他自己就是個經常被提及的人)。隱姓埋名的習慣滲透她們的血液,遮掩自己的欲望支配著她們。到了今天,女人也不像男人那樣關心自己的名聲。 大部分女人經過一處墓碑或路牌,並不會產生難以抑制的衝動,想把自己的大名刻上去。她們不是阿爾夫、伯特或者查斯,他們看到漂亮女人走過,或者甚至看到一條狗走過,都會按捺不住自己的本能,喃喃道:這狗是我的。當然,他們不只對狗這樣,我想起議會廣場、勝利大道和其他大道,他們還對一塊地或者捲曲黑髮的男人這樣。而身為一名女性的好處在於,她們見到一位黑人女性,不用想著把她改造成英國人。 在16世紀,懷著詩才出生的女人是不幸的,她的內心將充滿煎熬。她需要釋放腦中的一切,然而她的生活條件和本能都與這種心境為敵。我問自己,什麼樣的心境最適合創作?我們能不能弄清楚,是什麼樣的心境產生和促進了這種神奇的創作?想到這裡,我打開了莎士比亞的悲劇集。打比方說,莎士比亞在創作《李爾王》和《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境呢?那一定是有史以來最有利於詩歌創作的一種心境。但莎士比亞本人什麼也沒說。 我們只是偶然得知,他寫的時候一氣呵成,「從未改過一行字」。也許在18世紀前,沒有藝術家們會說出自己創作時的心境。盧梭可能是個先例。到了19世紀,人們的自我意識已經得到充分強化,寫作者已經習慣在懺悔錄或自傳裡描述自己的心境。他們的生活被記錄下來,他們的信件也在死後被印刷成書。雖然我們不知道莎士比亞寫《李爾王》時在想什麼,但我們知道卡萊爾在寫《法國革命》時在想什麼,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時在想什麼,濟慈用詩歌對抗死亡和世間的冷漠時在想什麼。 翻看現代文學中大量的懺悔錄和自我分析,我們發現:天才之作的誕生是一項無比艱巨的任務。世間萬物仿佛都要來阻撓作品完整、順利地從作家腦中誕生。大部分時候,物質條件都會阻礙寫作,外面有狗叫,家裡有人擾,錢還得掙,身體還不好。比這些更難克服、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這個世界如此冷漠。這個世界並沒有請你來寫詩、寫小說和歷史;它不需要這些。它不關心福樓拜用詞對不對,卡萊爾有沒有嚴謹考證過這個或那個事實。不被世界需要的東西,當然不會得到回報。 於是,濟慈、福樓拜、卡萊爾這樣的作家非常痛苦,尤其是在他們創作力旺盛的青年時代,更是會遭遇各種煩心事和打擊。他們在這些自我分析和懺悔錄中發出一聲聲咒駡和痛苦的呐喊。「偉大的詩人悲慘地死去」——這是他們沉重的吟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作家依然排除萬難,創作出什麼東西的話,那無疑是個奇跡,恐怕世上的書沒有一本能像最初被構想的那樣,完整而健全地誕生。 我看著空蕩蕩的書架想,對女性來說,這些困難會被放大無數倍。首先,哪怕到了19世紀,女性依然沒有一間自己的房間,更別說一間安靜、隔音的房間了,除非她的父母非常富有或地位很高。如果她父親心情好,她才能拿到零花錢,但只夠她買衣服穿。濟慈、丁尼生和卡萊爾都是窮男人,但他們有辦法放鬆一下,能出去走走,去法國旅行幾天,住得起一間獨立的小屋,雖然破舊,但得以逃離家人的責難和專橫。但女性與這一切無緣。這種物質上的難處已經很難克服,但更可怕的是無形之物。 濟慈、福樓拜和那些男性天才無法忍受的冷漠,到了女性身上,全都變成了敵意。世界對男人們說,你們愛寫就寫,我無所謂,但卻對女性發出一串大笑:寫作?你寫作有什麼好處?我又看了看書架上的空當,心想,現在紐漢姆和格頓的心理學家們可以派上用場了。挫折對一個藝術家的內心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當然是可以衡量的。我見過一家乳製品公司用老鼠做實驗,測量普通牛奶和優質牛奶對老鼠體質的影響。兩組老鼠被並排關進兩個籠子裡,一籠瘦弱、膽小、畏畏縮縮,另一籠健壯、大膽、皮毛光滑。 那女性藝術家吃的是什麼?說到這我想起來了,她們吃的是梅幹和奶油凍。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只需打開晚報,讀讀伯肯黑德勳爵的觀點就可以了,在此我不再摘錄他對女性寫作的高見。英奇主教的話我也不提了。哈利街專家們的喧囂就留給他們自己熱鬧去吧,但我心中卻不曾掀起一絲一毫的波瀾。但是,我要引用一下奧斯卡·布朗的話,這位先生曾是劍橋大學的重要人物,紐漢姆和格頓的考試都曾由他來出題。奧斯卡·布朗先生常常宣稱,「在他的印象裡,隨便對比一組試卷都能發現,最好的女生也比最差的男生智力低下」。說完這句,布朗先生走回房間——正是之後這件事讓他受到大家的喜愛,成了一個頗有分量和權威的人物——他回到房間,發現一位小馬童躺在沙發上,「骨瘦如柴,臉頰凹陷,面如土色,牙齒黑乎乎的,四肢似乎有些不健全……『是亞瑟』,(布朗先生說道)他是個聰明的可愛孩子。」在我看來,這兩幅畫面是互補的。好在這個時代的傳記資料豐富,這樣我們就能完整理解一個大人物的態度,不僅看他怎麼說,還能看他怎麼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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