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的故事(9)_安妮·埃爾諾

九

　　對於這個世界，母親一面欣賞他們所受的良好教育、他們的高雅氣質以及他們的淵博知識，並且為自己的女兒能夠成為他們中的一員而感到自豪，但同時她又擔心在這些彬彬有禮的背後會隱藏著對她的看不起。她的那種恥辱感一直纏繞著她，她覺得我也擺脫不掉。（可能還需要一代人才能全部抹掉。）所以在我結婚前的那天，她還這樣囑咐我：「努力把你的家庭經營好，可別讓人把你休了。」就在幾年前，提到我的婆婆時，她還說：「一看就知道她跟我們的出身不一樣。」

　　她擔心自己得不到我們的愛，於是就盡全力照顧我們。她首先對我們最後一年的學業給予了經濟上的資助，接著又總是送東西讓我們高興。另一個家庭的人幽默風趣，有獨創性，但他們不覺得自己必須做什麼。

　　我們搬到了波爾多，後來又到了安納西，因為我丈夫在那裡的政府管理部門謀到了一個職位。我每天要到離家四十公里的山區中學教書，回家還要做飯，照看孩子，成了一個一點空閒都沒有的女人。我一點也不想念我的母親，對我來說，她就像我的婚前生活一樣遙遠。可她每半個月給我們寫一封信。信總是以「最親愛的孩子們」開頭，並且總是說為路途遠而幫不上我們感到遺憾。回信時，我總是草草兩句作罷。我每年夏天回去看她一次，待上兩天，給她講講安納西，講講我住的公寓，以及滑雪場。有父親在跟前時，她會說：「你們都好，這是最重要的」。當我倆單獨在一起時，她好像特別想讓我跟她說說我的丈夫，說說我和他的關係，可我總是隻字不提，於是她感到很失望。「他能不能讓我的女兒感到幸福？」困擾她的這個問題總是得不到答案。

　　1967年，父親患了心肌梗死，四天之後就去世了。我無力描述這些時刻，因為在另一本書裡我已經做過了，也就是說，永遠不會有另一種可能的敘述，使用其他的詞語，使用其他的語句次序。在這裡，我只想說，我看見母親在父親死後給他洗臉，給他換上乾淨的襯衣，給他穿上禮拜日的盛裝。母親對父親溫柔地說著悄悄話，像是在哄著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給他洗澡，哄他睡覺。看著她那幹淨利落且又準確無誤的動作，我還以為她早就想到他會死在她的前面。第一天晚上，她還和他躺在一張床上，睡在他身邊。直到靈車把他帶走之前，她還趁招呼顧客的間隙上樓看他兩眼，在生病的那四天裡也是如此。

　　葬禮過後，母親極度疲憊、憂傷，她難過地對我說：「失去老伴真是太痛苦了。」她繼續像以前那樣經營著她的生意。（我最近在報紙上讀到這樣一段文字：「絕望是一種奢侈。」我失去母親以後，能有時間和辦法寫這本書，這可能也是一種奢侈。）

　　母親與更多的家庭來往，她在小店裡和年輕婦女們聊天，一聊就是大半天。咖啡店關得也比以前晚了，現在有更多的青年人來光顧。母親現在飯量很大，又重新變得強壯了。她說話滔滔不絕，有點像年輕女孩那樣敞開心扉，並且她還得意地告訴我有兩個鰥夫在追求她。1968年5月，她打電話告訴我說：「這裡也在發生變化，都在變！」然後，第二年夏天，就開始了整頓秩序。［後來，她為左派分子在巴黎劫掠了食品雜貨店而感到憤憤不平，因為在她眼裡馥頌（Fauchon）就和她的雜貨店一樣，只不過比她的規模大一些罷了。］

　　她在信裡告訴我，她忙到沒有時間去感到無聊。但在內心深處，她只有一個希望，就是和我一起生活。終於有一天，她羞答答地開口了：「如果我要是住你那裡，我還能幫你照顧家。」

　　在安納西，我想起母親便十分內疚，有一種負罪感。我們住在一幢「資產階級的大房子」裡，我們已經有了第二個孩子，而母親則什麼都不能「享受」到。我想像著她和外孫們一起生活在這種舒適的環境中，她一定會很高興的，因為她曾經一直盼望我能夠得到這一切。1970年，她的店作為普通住宅賣了，因為作為商鋪出售沒有人要，然後她就搬過來了。

　　那是在一月份的一個暖融融的下午，她是坐著搬家公司的大卡車來的。當時我還在學校裡上課，回到家我看到她在花園裡親切地摟著一歲的小外孫，監督著工人搬家具和幾箱雜物。她的頭髮全白了。她笑著，渾身透著使不完的勁兒。她見我來了，從老遠就朝我喊道：「你回來得可夠早啊！」我的心突然沉了下來，當我意識到：「從現在起，我將永遠生活在她的眼皮底下了。」

　　起初，她並不像我所預期的那麼幸福。一夜之間，她的生意結束了，隨之結束的還有她對買賣失敗的擔心和終日的勞累。來來往往，與顧客聊天，能夠賺自己的錢的那種驕傲也隨之而去了，現在她只是一名「老奶奶」。在這裡，沒有人認識她，她能夠說話的人只有我們一家人。她的世界突然變得狹小而又毫無生氣。她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是了，什麼都沒有了，沒有了過去的那種感覺。

　　世上的生活常常是這樣：在孩子家生活，就等於分享她引以為豪的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她常常跟她的娘家人說：「他們家很富裕的！」）同時，也意味著她的生活方式出現許多改變，比如：不能再在門口的暖氣片上晾抹布，「對一些東西要格外小心」（唱片、水晶花瓶等），要「講個人衛生」（不能用自己的手帕給孩子擦鼻涕）。我們發現，報紙上的社會新聞、犯罪案件、交通事故，這些對我們來說並不重要的東西對她卻意義重大。還要注意鄰里關係，時刻注意別「打擾」別人（她的這些擔心甚至會被嘲笑）。這裡不同於她自己的家，她等於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裡，這個世界一方面接受她，但另一方面又排斥她。有一天，她終於生氣了：「我在這裡生活得一點都不舒服。」

　　於是，有時她身邊的電話鈴響了，她賭氣不去接，在走進她女婿正看球賽的客廳時故意用力地敲門，不斷地找活兒幹。她說：「如果你們要不給我找活幹，我只有走的份兒了。」然後她又笑著說：「得讓我付我的住宿費！」就為這，我們倆不知爭吵過多少次，我責怪她過於貶低自己，過了好長時間之後我終於明白了，母親待在我家的那種不自在的感覺和我在少女時代與那些「比我們高一等」的同伴相處時的感覺是一樣的（好像只有「下層階級」能對這種差別感到痛苦，而其他人絲毫沒有）。後來，她把自己裝成一名公司雇員，她本能地將讀《世界報》（Le Monde）、聽巴赫的子女們對她在文化上的、真實的主導關係，轉化成老闆對工人的在經濟上的、想像的主導關係，這也是一種反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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