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的故事(8)_安妮·埃爾諾

八

　　我現在和她已經屬於兩種不同類型的人了，我在努力改變她傳給我的那些我想唾棄的東西。我發現在想有修養的願望與有修養的事實之間存在一條鴻溝。我的母親需要借助詞典才能知道凡·高是誰，對於那些大作家，她也只是知道他們的名字。不僅如此，她對我的課程也一無所知。我原先太佩服她了，因此我比我的父親更加怨恨她，怨恨她不能陪伴我，讓我在學業的世界中孤助無援，而其他小夥伴的客廳裡都是書。從她那裡得到的除了她的擔心和懷疑之外（比如，你和誰在一起，你的學習完成了嗎），別無其他。

　　無論在任何場合，我們都以爭吵的語氣和對方說話。母親還想同我保持原來的默契關係（「什麼都能和媽說」），我對她則只報以沉默，現在已經不可能了。假如我對她說出與我的學習無關的某些願望（如旅遊、運動、家庭舞會等）或是討論一些時事政治（當時正處於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她開始聽得還挺感興趣的，為我還把她當成知己而高興，但突然，她會暴跳如雷，對我呵斥道：「你不要再為這樣的事情動腦筋，學習是第一位的！」

　　於是，我開始鄙視社會習俗，鄙視宗教活動，鄙視金錢。我開始抄寫蘭波（Rimbaut）和普雷維爾（Prévert）的詩。在作業本的封面上粘貼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的照片，聽布拉桑（Brassens）的歌曲《壞名聲》。我感到百無聊賴。我以一種浪漫的方式度過了我的青少年叛逆期，好像我的父母都曾是資產階級。我把自己看作是不被理解的藝術家。對母親來說，反抗只有一種意義，那就是擺脫貧窮；反抗也只有一種方式，那就是拼命地勞動賺錢，成為和別人一樣的有錢人。我不理解她對我的嚴厲的責備，就像她也不理解我的態度一樣：「如果你十二歲就被送進工廠，你就不會這樣了，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而且，她還會經常對我發火：「你上的可是寄宿學校，可你並不比其他人好多少。」

　　在某些時刻，她把在她面前的女兒看作是一名階級敵人。

　　我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離開這個家。母親同意讓我去魯昂讀高中，後來又到倫敦去讀書。為了讓我有一個比她更幸福的生活，她準備做出任何犧牲，甚至最大的犧牲是讓我離開她的身邊。遠離了她的目光，我一頭紮進她所禁止的一切之中。比如，有時候我會吃得很多，像要撐死，然後又連續幾個星期不吃飯，一直到餓得頭暈目眩才知道我是自由的。我忘記了和母親之間的一切不愉快。作為一名文學專業的大學生，我對母親有一個被淨化過的印象——沒有喊叫，也不粗暴。我既確信她是非常愛我的，又意識到一種不公平：她每天從早到晚賣土豆和牛奶，就是為了讓我能夠坐在階梯教室裡聽老師講柏拉圖。

　　雖然我不想念她，但我總是很高興再次見到她。尤其是當我因感情問題經受挫折而傷心時，我會回到她的身邊。當然，我不能告訴她我的那些事，即便她現在悄悄地告訴我誰和誰約會或是誰流產了。好像大家都認同我已經到了聽這種事情的年齡，但她希望這種事都永遠與我無關。

　　我回到家，她正站在櫃檯裡邊，顧客們回過頭看我，她會有點臉紅，然後微笑。當最後一名顧客離開後，我們便在廚房裡熱烈地擁抱在一起。她關心地問我回家途中的情況，然後問一些與學業有關的事，又說：「把該洗的衣服統統給我拿來。」「你走後，我給你留著所有的報紙。」在我們之間，有了那種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之間的友好，甚至有一些羞澀。在那幾年中，我與她的關係只是幾次回程。

　　我的父親做了一次胃部大手術。手術後他體力下降，再也搬不動貨筐了。於是，她就一個人搬，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毫無怨言，而且似乎還帶著幾分滿足感。自從我不在他們身邊，他們爭吵的次數也少了。他們之間更加親近了，而且她經常親密地叫他「我的老爸」，對父親的一些習慣，比如抽煙等也原諒了幾分，她說：「他怎麼也應該有點愛好呀」。夏季的星期天，他們開車到鄉下去兜風，順路去看望幾個表兄。到了冬天，她常去做晚禱，然後去問候老人們。她回家時經過市中心，路過商店長廊，便和剛從電影院出來的年輕人擠在一起看電視。

　　顧客們都認為她風韻猶存。依然是染過色的頭髮、高跟鞋，但是戴上了雙焦點眼鏡。她下巴上的汗毛很長，她經常偷偷地把它們拔掉。（我父親暗自高興地注意到這些變化，看到她追趕上了他們之間的歲月。）即使在夏天，她現在也不再穿淺色的顏色鮮豔的裙子了，只穿灰色或黑色的套裙，並且再也不把襯衣下擺塞進裙子裡，因為這樣她可以更舒服些。

　　在二十歲以前，我總認為，是因為我，母親才變老的。

　　人們不知道我寫的是她。我的確不是在書寫她，我覺得更像是與她一起生活在她曾活著的時間和地點。有時，我在家裡偶爾碰到她生前用過的東西，比如前天，我見到了她做針線活用過的頂針。她從前在纜繩廠幹活時，有一隻手指被機器壓變了形，所以她做活時一直要戴著它。立刻，她死亡的感覺壓倒了我，在我所處的真實時間中，她再也不會出現了。在這種狀況下，「出版」一本書除了意味著我母親的死亡之外，沒有任何意義。因此，當有人微笑著問我「你的下一本書是什麼時候」時，我真想開口罵他們。

　　即使我遠離母親獨自生活，只要我尚未結婚，我也還是屬於她的。對於親屬們、顧客們的詢問，她總是回答說：「她結婚還早著呢，她這才多大，還沒有到沒人要的地步。」不過，她馬上又補充說：「我可不願意把她留在家裡，有丈夫和幾個孩子才算完整的生活。」有一年夏天，當我告訴她我打算和來自波爾多的一個學政治學的大學生結婚時，她激動得臉都漲紅了。她身子在顫抖，她在尋找阻止我的理由，連她自己也認為是落後的農民意識又不經意地冒了出來：「這個小夥子不是我們這裡的人。」過了一會兒，她平靜了些，甚至很高興，別人不會說我「嫁給了一名工人」，因為在一個小城鎮，婚姻是衡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的根本標尺。於是，圍繞著購買鍋碗瓢盆，為「大日子」做準備，之後會圍繞著孩子，這一系列活動再次讓我們母女有了默契。我們之間的確再也沒有別的了。

　　我和我的丈夫有同等的學歷，我們經常在一起討論薩特和自由，一起去看安東尼奧尼（Antonioni）的《奇遇》（L'avventura），我們都支持左派的觀點，但我們的出身不一樣。在他的世界裡，人們雖然算不上特別富有，但都接受過高等教育，對社會上發生的事都有自己的見解，他們習慣打橋牌。我丈夫的母親和我的母親同歲，依然保持著苗條的身材，面色滋潤，雙手細膩。她能看懂鋼琴的樂譜，並且懂得如何「娛樂」。（她是那種我們經常在電視裡看到的通俗劇中所表現的婦女類型，五十歲上下，絲綢套裝上總是綴有珍珠飾物，「天真無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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