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的故事(7)_安妮·埃爾諾

七

　　有時在與別人交談時，她偶然用一些人們習慣上根本不用的，而她不知是從哪本書中看到的或是聽到那些「有身份的人說過的」詞句時，她會有些猶豫，甚至有些臉紅，因為她怕用錯，怕我父親嘲笑她，給他留下笑柄。但一旦她感到有信心，她很樂意一遍遍地、不厭其煩地重複著。如果她覺得有些話是隱喻（「他把心懸吊著！」或者「我們只是匆匆路過的鳥兒……」），她會邊說邊笑，希望它們聽起來不那麼矯情。她喜歡「品質好的東西」，喜歡「穿得出去」的衣服。她喜歡到春天百貨去買衣服，她認為那裡比新世紀百貨的衣服更「時髦」。自然，她和他一樣，對裝飾在眼科專家手術室裡的地毯和畫作印象深刻，但她總是試圖掩飾自己的尷尬。她最喜歡的表達方式之一是「我厚著臉皮」（來做這個或那個）。當我父親評論她的新衣服或她出門前的精心妝容時，她會激烈地回答：「畢竟，一個人必須保持自己的地位！」

　　她渴望學習那些禮儀規則（她總是怕自己不懂，不知該如何去做），記一些新潮時髦的東西，比如：那些大作家的名字、剛搬上銀幕的電影名字（但她沒有空去看電影）、花園裡種的花的名字，等等。她總是非常用心地聽別人說那些她不懂的事，這主要是出於好奇，但同時也是想在別人面前顯示一下她多麼虛心學習。在她看來，要提高自己的身份，就首先得學習。她常說：「要武裝自己的頭腦」，只有知識才是最美的。書是她唯一細心對待的物品，每次她都是先洗手再去拿書。

　　她想跟我學習。晚上吃飯的時候，她總讓我給她講我在學校裡看到或聽到的事，講我學習的內容，講我的老師。她特別喜歡用我使用過的詞說話，如「課間」（récré）、「作文」（compos）或是「體育」（gym）等。她覺得如果她說錯了，我給她糾正是很正常的事。她不再問我是否想要「吃零食」而改用「品嘗」一詞。她帶我去魯昂參觀歷史古跡和博物館，到維勒奎爾（Villequier）去參觀雨果家族的墓地，她總是表示出很高興欣賞的樣子。我讀什麼書，她也跟著讀，那都是書商們推薦的。

　　有時，她也會翻一下某位顧客落在櫃檯上的《刺蝟》（Le Hérisson），然後笑著說：「這雜誌很蠢，可我們還在看呢！」（她同我一起去參觀博物館，與其說她在欣賞埃及花瓶時得到了滿足，不如說她因領我走近知識和品位而感到自豪，她知道這是文化人的品位。如果說，大教堂裡的臥像、狄更斯和都德取代了有朝一日被拋棄的《知心話》雜誌，毫無疑問，這是為了我的幸福而不是為了她的。）

　　那時，在我印象中母親比父親更高一級，因為和父親相比，她更像一名老師、一名教授。她身上的一切，她的權威、她的願望、她的抱負都放在我的學習上。我們一起談文學作品，我給她朗誦詩歌，品嘗魯昂茶室的糕點，我們之間形成了一種默契。在這種默契裡沒有父親的位置。父親帶我去遊樂園，去看馬戲，去看費南代爾（Fernandel）的電影。他教我騎自行車，辨認花園裡的蔬菜。我和父親在一起的時候很開心，而和我母親在一起是在「談心」。他們兩人中，她是權威的化身，她是法律。

　　在她快到五十歲時，她給我的印象是終日眉頭緊鎖。她依然那麼好強，身體健壯。她還是那麼慷慨大方。她把頭髮染成金黃或是暗紅色。在她不再有義務對客人保持微笑的時候，她的臉看上去經常是一副不高興的樣子。她總是沒事找點茬兒，以便發洩她對自己生活條件的不滿。（市中心重新修建的大商場威脅到了她的小店的生存。）她還經常和她的兄弟姐妹們吵架。我外祖母過世後，她哀悼了很長一段時間，並且養成了一周裡提前幾天去做彌撒的習慣。她身上一些「浪漫」的東西徹底消失殆盡了。

　　1952年夏天，她已年滿四十六歲。我們全家人一起乘大客車到埃特勒塔（Étretat）遊玩。她怕鄰居們笑話她，就穿著喪服出門，但到了目的地，她便躲到岩石後面換上了那件大花的藍色絲綢的連衣裙。她拽著草叢，沿山崖上爬著，只見她氣喘吁吁地跟在我身後，一直爬到了山頂。到了山頂，她臉上的汗珠在脂粉上閃閃發光。她已經兩個月沒來月經了。

　　在青春期，我和她決裂了，我們之間只有鬥嘴吵架。

　　在她還是年輕姑娘的那個時代，女孩是沒有自由可言的，否則就被認為是墮落。在當時，人們是不能談論「性」的。「性」這個字眼只有在人們打趣時才可以提到。它成了評價一個人的行為好壞的社會道德標準。母親從未跟我談過任何這方面的事，我也從不向她問起有關這方面的事，因為對於這種事，好奇本身就被視為下流和墮落的開始。因此，在我第一次來月經的時候，當我告訴她這件事時，她紅著臉遞給我一個月經帶，連如何使用也不跟我說一句。

　　她並不喜歡讓我長大。我脫衣服時，她看到我日趨成熟的身體很反感。可能她認為我的乳房和臀部的發育都是一個不安定的因素，意味著我會去追求男孩子，進而荒廢學業。她希望我永遠做小孩子。在我差一周滿十四歲時，她還說我只有十三歲，讓我穿百褶裙、短襪和平底鞋。直到十八歲時，我們的爭吵總是因為她不允許我出門，以及不允許我穿什麼樣的衣服等引起的。（例如，她一再要求我裙子外面再套一件緊身褡，「你會看起來更得體」。）她時不時地發火，似乎是說：「你總不能像這樣出門吧」（穿這樣的衣服，梳這樣的髮型），但在我看來這些卻是很正常的。我們倆都知道對方的想法：她知道我想出去討男孩子喜歡，而我知道她害怕我「遭遇不幸」，也就是說我會隨便在外邊和什麼男人睡覺，而且會懷孕。

　　有時，我甚至會想，如果她死掉對我也沒什麼影響。

　　現在我寫著這本書時，我眼前呈現的一會兒是一個「好」母親的形象，一會兒又是一個「壞」母親的形象。為了擺脫這種來自早期童年的搖擺，我試圖在寫這本書時把母親想像成別人的母親，那個女孩也不再是我。這樣，我便可以盡可能以中性的方式刻畫她。但她的有些表達（比如「你要倒霉的！」），對我來說，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抽象的表達那樣（比如「拒絕身體和性行為」）是中性的。有時我想起她的這些表達時，我的感覺和十六歲時聽到她對我親口說這些話時的感覺是一樣的，很失望。轉眼間，在我的腦海裡，這個對我影響最大的女人，卻又混同于某些非洲母親的形象，她們會緊緊地拽住自己女兒的胳膊給她們做割禮。

　　她不再是我的榜樣。我開始關注《時尚回聲》（L'Écho de la mode）雜誌裡介紹的女性形象。她們和我寄宿學校的小資產階級同學的母親們相似：纖細的腰肢，舉止文雅，跟她們的女兒說話時稱「我親愛的寶貝」。和她們相比，我覺得我的母親很浮誇。當她把酒瓶子夾在兩腿中間起瓶蓋時，我趕緊把目光從她身上移開。我為她講話的粗魯和舉止的不文雅感到羞恥，特別是當我覺得我跟她很像的時候就更令我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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