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的故事(5)_安妮·埃爾諾

五

　　接下來是經濟危機的年代，接連不斷的大罷工，人們熱烈地談論著布魯姆（Blum），一個「為工人階級而鬥爭」的人，人們談論著社會規律，咖啡館裡像過節般熱鬧。人們遲遲不願離去。母親的家人來了，家裡的地上到處都鋪上了墊子。他們空手而來，走的時候卻在包裡裝滿了各種吃的東西。（母親送起東西來很大方，難道她不是家裡唯一擺脫了貧窮的人？）但她和父親那邊的家人相處得卻不那麼和睦，母親為此非常痛苦。他們的小女孩，性情開朗而又有些神經質。

　　從照片上看，她比實際年齡大了許多：一雙小短腿，膝蓋向外凸著。她笑著，一隻手放在腦門上遮住太陽。另一張照片是她和她的表姐一起照的。她和表姐肩並肩地站著，看上去表情很嚴肅，可實際上，她在將手指岔開玩著。1938年，她在復活節的前三天死於白喉，這就是母親的第一個孩子，也就是我沒有見過面的姐姐。為了能夠讓孩子過上幸福的日子，他們當時只要了一個孩子。

　　不久，他們痛苦的傷口逐漸癒合，只是他們依然神情憂鬱，每日向「天上的小聖女」禱告。生命重回，到了1940年初，母親又懷上了孩子，那就是我。我於9月份降生了。

　　現在，我書寫我的母親，就像該輪到我重新讓母親降生一樣。

　　兩個月前，我開始寫下「我的母親死了，於4月7日星期一」。這句話我現在完全可以接受了，甚至可以像在讀描寫別人的話一樣那麼無動於衷。可是我依然不能到她住過的醫院或是托老院去，也不能夠再回憶她臨終前的那一刻所發生的，我已經忘記了事情的細節。我原以為自己會寫得很快，可事實上，我用了很長一段時間來思考那些要講述的事物的順序，選擇哪些材料，使用哪些詞匯，好像真的存在著一種理想的順序，能夠把關於我母親的真理表現出來，但是我並不知道它包含什麼。在我寫作的那一刻，對於我最重要的，僅僅是發現這一順序。

　　大轉移：她和鄰居們走在通往尼奧爾（Niort）的大路上，困了就睡在穀倉裡，渴了就喝幾口「當地的酒」。一個月後，她獨自騎著自行車穿越德國人修建的路障，回到家裡分娩。她沒有絲毫的膽怯，當時的她渾身是那樣的髒，以至於我父親都沒認出她來。

　　在敵人佔領法國的時候，山谷邊的人們都搬到了雜貨店附近，希望能夠得到正常的供給。母親努力不讓每一個人餓著，尤其是那些孩子多的家庭。她特別愛幫助別人，讓別人說她好，為此她特別自豪。當空襲時，她不願到半山腰的防空洞裡去躲避，而是「寧可死在自己家裡」。下午，在空襲的間隙，她用小車推著我出去曬太陽，為的是讓我更強壯一些。那個時期，人們好像特別容易接近。

　　在公園的長椅上，她會和那些在沙坑前做編織的、安分守己的年輕媳婦們交朋友。我的父親獨自守著空店。後來，英國人和美國人進駐了裡爾伯恩，他們的坦克穿越峽谷，沿路投擲一些巧克力和袋裝的橘子粉，人們就在滿是塵土的路上撿著。每天晚上，咖啡館裡坐滿了士兵，像過節一樣，他們有時大聲喧嘩，顯得非常熱鬧。這裡的人們都學會了用英語說「您請坐」。後來，母親跟我說起戰爭時期的事就像講一部小說，那是她生命中最富冒險的經歷了。（她非常喜歡《飄》那本書。）可能在共同的災難降臨時，個人奮鬥的野心會暫時消失，因為那個時候，個人奮鬥是無用的。

　　那些歲月中的母親非常年輕、漂亮。她把頭髮染成棕紅色。她的音域很寬，喊叫起來挺嚇人的。她也特別愛笑，笑的時候連她的牙齒和牙齦都露出來了。她總是愛一邊燙著衣服，一邊唱著《櫻桃的季節》（Le temps des cerises）、《裡吉達，爪哇美麗的花朵》（Riquita，jolie fleur de Java）等歌曲。她戴著發帶，穿著藍色寬條的夏裙，另一條裙子是米色的、很柔軟的帶凹凸花紋的。她常常對著掛在洗碗槽上方的鏡子，用小粉撲往臉上撲粉，從唇心開始塗抹口紅，往耳朵後面噴香水。為了系上束胸，她使勁倚著牆壁，致使她的皮肉在位於下方的、打著玫瑰結的束帶那裡都被擠了出來。她身體的一切都沒有逃過我的眼睛。那時我想，長大後我將成為她。

　　一個星期天，他們帶著我來到山坡上的樹林裡野餐。我記得我坐在他們中間，耳畔沉浸在聲音和身體的安樂窩裡，沉浸在連續不斷的笑聲中。在回家的路上，我們遇到了空襲。我坐在父親的自行車車杠上，母親在我們前面騎車下坡，她僵直地坐在車上，臀部緊壓著車座。我很害怕炮彈，害怕她會死掉，我覺得我和父親兩個人都非常愛她。

　　1945年，他們離開了山谷，這都是為了我。因為那裡霧氣大，氣候潮濕，我不停地咳嗽。我身體虛弱，不好好長個兒。於是他們決定搬到伊沃托。戰後那一段時間比戰爭期間還要艱難，什麼東西都限量供應。因此，那時黑市盛行，靠黑市發財的人越來越多。在尚未買到適合做買賣的房子的時候，母親帶著我在滿目瘡痍的大街上轉。她帶我到教堂祈禱，教堂臨時設在劇院的大廳裡，原先的教堂已被燒毀了。我父親每天上班，他去填彈坑。我們住在一座有兩間屋子的小房子裡，沒有電，屋子裡靠牆邊擺放著一些過時的舊家具。

　　三個月後，母親又活過來了，在遠離市中心的一個免於戰火的街區盤下了一家半鄉村風格的咖啡食品店。小店裡只有一間很小的廚房，樓上有一間臥室和兩間小破屋，可以在客人看不見的地方吃飯和睡覺。但是，它有一個大院子，還有用來儲藏木材、草料的棚子和一個壓榨機。最重要的是，這裡的顧客買東西都是用現金支付。父親一邊在咖啡間裡忙活著，一邊種菜，養雞，養兔，還自製蘋果酒，並直接將酒賣給顧客。

　　當了二十多年工人後，父親又回到了半農民的生活方式中。而母親負責進貨，算賬，管理錢物。就這樣，漸漸地，他們的經濟狀況開始比他們周圍的工人好了，成功地買下了這個商鋪和旁邊的一間小平房。頭幾年的夏天，在休假時，在裡爾伯恩的老顧客們來看他們，這些老顧客是全家一起坐汽車來的。見面後他們相互擁抱，甚至還激動得流了淚。大家把咖啡桌連起來擺好，一起吃飯、唱歌，回憶著被佔領時期的那段艱難的生活。但到了50年代初，這些人就不再來了，母親說：「那都是過去的事了，必須得向前看。」

　　母親四十至四十六歲時的畫面：

　　在一個冬天的早晨，她居然闖進我們正在上課的教室裡，要求女老師找回我忘在洗手間裡的羊毛圍巾，並說那是她花了許多錢買的。（以致後來很長時間裡我一直記得那條圍巾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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