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的故事(3)_安妮·埃爾諾

三

　　孩子們可以任意逃課，沒有哪個家長會責備他們，什麼也不會影響，但是他們絕不能不去做彌撒。因為即便是在小教堂，也可以讓你有一種參加彌撒所體會到的那種富有、美好和精神的享受（刺繡的袍子、金色的聖杯和讚美詩），讓你覺得活得不像只狗那麼低賤。我的母親很小就對宗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教理問答是唯一讓她學起來著迷的東西，她可以熟練地背誦所有的答案。（後來，她還總是充滿激情地做禱告，好像是為了證明她全懂似的。）

　　十二歲半，既不高興也不難過地離開學校，這是普遍的規則^①。在一家人造奶油工廠，她飽受寒冷和潮濕之苦，濕漉漉的雙手生滿了凍瘡，可是她卻從未「看到」人造奶油。她「少女夢幻」的時代就這樣度過了。那時她最熱切盼望的是星期六的晚上，她能給媽媽帶回工資。領工資時，她只給自己留下夠買一本《時尚新聞》（Le Petit Écho de la Mode）雜誌和一些米粉的錢。另外，她還為自己留下了在車間裡的開懷大笑和仇恨。一天，工頭的圍巾被機器的皮帶纏住了，但是沒有人出來幫他的忙，他不得不依靠自己才擺脫險境。我的母親當時就站在他身旁。如果一個人沒有遭受過同樣的對待，怎會理解她的疏遠呢？

　　﹛①　然而，只說過去是錯誤的。在1986年6月17日的《世界報》上，我們讀到了關於我母親所在的上諾曼底大區的報道：「儘管有所改善，但從未得到彌補的學校教育的落後，仍在產生影響（……）。每年有7000名年輕人離開學校系統，沒有接受任何培訓。他們來自降級班，無法獲得實習資格。據一位教育學家說，他們中的一半人甚至看不懂為他們所構思的兩頁紙。」﹜

　　隨著20世紀20年代工業化運動的興起，這裡建起了一座大型纜繩廠，當地所有的青年人都被招進這個工廠。我的母親和她的姐妹們及兩個兄弟全部進廠當了工人。為了孩子們上班方便，我的外祖母決定把家搬到離工廠近一點的地方，於是她在距工廠一百米遠的地方租了一幢小房子。她晚上和兒女們一起收拾好東西。母親很喜歡纜繩廠乾燥整潔的車間，在這裡沒有人阻止她們一邊工作一邊說笑，她為自己成為大工廠的工人而自豪：相比於那些野蠻人、那些天天跟在耕牛後面的姑娘們，她更加「文明」；與那些奴隸們、那些不得不「給主人擦屁股」的資產階級家庭的女傭人相比，她是自由的，但她還是覺得這一切與她的朦朧的夢想之間有差距：當一名商店的女售貨員。

　　與大部分多子女的家庭一樣，我母親的家庭就像一個部落，就是說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孩子們一起過著半農民、半工人的生活。他們說話都是大嗓門，不分場合，男女都如此。他們既熱情奔放又生性多疑、易怒，「表達不出」他們想表達的意思。總之，他們為自己的勞動能力而自豪，他們很難承認別人比他們更有本事、更勇敢，久而久之，他們更覺得自己應該是個「人物」。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才有那種英雄不得志的無名火，他們投入生活中的一切，猛勁兒地幹活，大吃大喝，大哭大笑，笑的時候甚至能笑出眼淚，不一會兒又宣稱「我沒有本事了」。

　　他們中數我的母親最粗暴和自負，她的那種處於社會下層的反抗意識最強烈，拒絕別人以家庭出身對她進行評判。提起富人，她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比他們強多了。」見到一個美麗的金髮女郎，她就會說：「我的身體比她棒。」她見到什麼拿起來就讀，唱新潮歌曲，往臉上塗粉，與夥伴成群結隊地去看電影，看戲劇，看《恥辱的羅傑》和《冶金廠廠主》，盡情地享受著青春的快樂。

　　但是在她所處的那個時代，在那樣一座小鎮，人們社會生活的本質和樂趣就是盡可能多地知道別人的隱私，對女孩子的行為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監督。所以，女孩子們無一不被夾在「享受青春」的欲望和「被人指責」的困擾之間。我的母親想儘量按照輿論的要求去做，做一名「靠譜的女工」。她去做彌撒，領聖體聖餐，在孤兒院的修女那裡學著給自己繡嫁妝，從不單獨和男人到樹林裡約會，等等。可她不知道，她穿的超短裙、她留的男孩子式的短髮，以及她的「放肆的」目光，尤其是她每天和男人們在一起幹活，這足可以使她成不了一名她所期望的、人們所認為的「得體女孩」了。

　　我母親的青年時代可以這樣概括：她在努力，儘量避免命運會給她帶來的不幸，尤其是貧窮，可能還有酗酒。她要儘量避免一名女工身上常出現的「放縱」行為。（比如吸煙，或者衣冠不整地上街，夜晚在街上東遊西逛，等等。她知道那樣就不會有「靠譜的好小夥」娶她了。）

　　她的兄弟姐妹們沒能逃脫這一切。在近二十五年裡，她有四個兄弟姐妹先後過世。這都是由於他們長期以來大量酗酒的緣故，只有酒精才可以填補他們的空虛，男人在咖啡館裡喝，女人在家裡喝。（只有一個最小的妹妹不酗酒，現在還活著。）他們只有在喝得半醉時才高興，才有話說，其他時候，他們總是沉默不語，當他們的「好工人」或是「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女傭人。久而久之，人們習慣於只用與酒有關的詞來評判他們，「微醺」，「醉醺醺」。記得在聖靈降臨節的前一天，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碰見了我的姨媽M，她像往常那樣每個休息日都要提著盛滿空酒瓶的籃子進城。她踉踉蹌蹌地走過來和我擁抱，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我想如果我沒有在那一天遇到我的姨媽，我的寫作就不會是現在這樣。

　　對於一個女人來說，結婚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是能否改變自己命運的關鍵，因此必須看准那個男人是否能夠「讓女人幸福」。當然不能夠嫁給一個種地的男人，即使他很有錢也不行，因為他會讓你一輩子在沒有電的鄉下擠牛奶。我的父親在纜繩廠上班。他高高的個子，人長得很標緻，算得上是個漂亮的小夥子。他不喝酒，一心存錢成家。他性格沉穩，開朗，比她大七歲。（可不能嫁給一個「小屁孩兒」！）母親曾有一次微笑著紅著臉對我說：「不少小夥子追求我，想和我成親，可我只看中了你父親。」接著補充道：「他看上去可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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