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夜曲(8)_石黑一雄

八

　　▼不論下雨或晴天

　　埃米莉和我一樣喜歡美國百老匯的老歌。她比較喜歡節奏快一點的曲子，像歐文·伯林^①的《臉貼著臉》、科爾·波特^②的《當他們跳起比津舞》，而我傾向於半苦半甜的傷心情歌——《今天下雨天》啦、《我從未想到》啦。但還是有很多歌是我們都喜歡的，而且在那個時候，在英格蘭南部的大學校園裡，發現有人跟你一樣喜歡百老匯算得上是奇跡。現在的年輕人什麼歌都聽。我侄子今年秋天開始上大學，最近喜歡上了阿根廷探戈。他也喜歡最新的獨立樂隊的隨便什麼歌，還喜歡艾迪特·皮雅芙^③。可是在我們那個時候，口味比較單一。我的同學分為兩大陣營：嬉皮士型的，留著長髮，穿著飄逸的衣服，喜愛「前衛搖滾」；另一類穿著整齊、高雅，認為古典音樂以外的東西都是可怕的噪音。偶爾也會碰到聲稱喜歡爵士樂的人，但你每每會發現這種人都是半路出家型的——只知道即興，不懂得應該從認真打造優美的歌曲開始。

　　﹛① 美國著名作曲家﹜
　　﹛② 美國著名作曲家﹜
　　﹛③ 法國著名女歌手﹜

　　所以發現有人也喜歡美國爵士金曲，還是個女生，真是欣慰。和我一樣，埃米莉也喜歡收集敏感、坦率的聲音翻唱的經典曲目的唱片——這類唱片要麼在舊貨店裡慢慢貶值，要麼被父輩們丟棄。她喜歡薩拉·沃恩^①和切特·貝克。我偏好朱莉·倫敦^②和佩吉·李^③。我們倆都對辛納特拉或埃拉·菲茨傑拉德^④不太感冒。

　　﹛① 美國著名爵士樂女歌手。﹜
　　﹛② 美國著名女歌手。﹜
　　﹛③ 美國爵士樂女歌手、作曲家、演員。﹜
　　﹛④ 美國著名爵士樂女歌手，被譽為「爵士樂第一夫人」。﹜

　　第一年埃米莉住在學校裡，她的宿舍裡有一台便攜式唱片機，當時很常見的那種。長得像個大帽盒，淺藍色人造皮的面，一個內嵌式喇叭。打開蓋子以後才能看見裡面的唱機轉盤。按今天的標準來講，它發出來的聲音夠原始的，可我記得我們常常一連幾個小時愉快地蹲在唱片機旁，把一張唱片拿下來，再小心翼翼地把唱針放到另一張上面。我們喜歡放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然後爭論歌詞或歌手的演繹。那句歌詞是應該唱得這麼諷刺嗎？唱《喬治亞在我心》這歌應該把喬治亞當作個女人還是美國的一個地方？若發現一首歌——比如雷·查爾斯^①演唱的《不論下雨或晴天》——歌詞本身是快樂的，而演唱成十分悲傷，我們會特別高興。

　　﹛① 美國黑人盲歌手，被譽為「靈魂樂之父」。﹜

　　埃米莉太喜歡這些唱片了，每次我無意中撞見她在和別的同學講某個自命不凡的搖滾樂隊或某個空虛無物的加利福尼亞創作歌手，我都會嚇一跳。有時，她會像在和我談論格什溫^①或哈羅德·阿倫^②那樣開始談論一張「概念」唱片，我得咬緊嘴唇才不把憤怒表現出來。

　　﹛① 美國作曲家。﹜
　　﹛② 美國爵士樂、音樂劇作曲家。《不論下雨或晴天》即是他的作品。﹜

　　那時候的埃米莉苗條、漂亮，要不是她早早就和查理在一起，我相信會有一大堆人追求她。可她從來不風騷、放蕩，所以她和查理在一起後，其他追求者就撤退了。

　　「所以我才把查理留在身邊，」有一次她一臉嚴肅地這樣對我說，看見我很吃驚的樣子她撲哧笑了出來。「開玩笑的，傻瓜。我愛他，愛他，愛他。」

　　查理是我大學時最好的朋友。一年級時我們成天在一起，因此我才認識了埃米莉。第二年，查理和埃米莉在城裡找了間房子同居。雖然我常常去他們那，但是那些與埃米莉在唱片機旁的交談已經成為往事。一來，我每次去，都有幾個其他同學坐在那裡又說又笑。再者，如今有了一台漂亮的立體聲音響大聲地播放著搖滾樂，說話都得用喊的。

　　這些年來查理和我還是好朋友。確實我們不如以前那樣常見面，但這主要是因為距離太遠。我在意大利、葡萄牙，還有西班牙這裡待了好幾年，而查理則一直待在倫敦。要是這麼說讓你覺得好像我是個空中飛人，他是個宅男，那就好笑了。因為查理才是整天飛來飛去的人——得克薩斯、東京、紐約——參加一個個高端會議，而我則年復一年困在潮濕的房子裡，安排拼寫測試，或者重複著一成不變的慢速英語談話：「我叫雷。」「你叫什麼？」「你有孩子嗎？」

　　大學畢業後我選擇了教英語，剛開始貌似還不錯——很像大學生活的延伸。語言學校在歐洲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若說教書很無聊、課酬很低，那個年紀的你不會太在乎。你泡在酒吧裡，很容易就交到朋友，感覺自己是一個遍佈全球的巨大網絡的一部分。你會遇見剛從秘魯或泰國教了一陣子書回來的人，你會覺得只要你願意就可以滿世界跑，就可以利用你的關係在哪個你嚮往的遙遠的角落找到一份工作。而且你永遠是這個舒適的巡迴教師大家庭的一分子，一邊喝酒一邊聊著以前的同事、神經質的學校主管、英國文化協會裡的怪人。

　　八十年代末期聽說去日本教書很賺錢，我認真地計劃要去，但最終沒去成。我還想過去巴西，甚至讀了一些介紹那裡的文化的書，要了申請表。可不知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去那麼遠的地方。我只去意大利南部、葡萄牙教了一陣子書，又回到西班牙。不知不覺就到了四十七歲，身邊共事的人早就變成了聊不同話題、嗑不同藥、聽不同音樂的另一代人。

　　與此同時，查理和埃米莉結了婚，在倫敦定居下來。有一次查理對我說，等他們有了孩子以後，要我做一個孩子的教父。可到現在都還沒有。我的意思是他們一直沒有孩子，我想如今要孩子已經太遲了。我必須承認，我一直覺得有點失望。也許我一直幻想給他們的孩子做教父能讓他們在英國的生活與我在這裡的生活有了正式的聯繫，不管這種聯繫多麼微小。

　　總而言之，今年初夏，我去了倫敦待在他們那裡。事情已經事先安排妥當，動身前兩天，我打電話確認時，查理說他們倆都「很好」。所以我一心只想著在經歷了肯定不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幾個月後好好休息、放鬆一下，根本沒想到別的。

　　事實上，那個陽光燦爛的早晨，當我走出倫敦地鐵站時，腦子裡想著：不知自從我上次來了以後，他們會對「我的」房間做怎樣的改進。這些年來，幾乎每次都有不一樣的東西。有一次，房間的角落裡擺著一個閃著光的電子小玩意兒；還有一次，整個房間都重新裝修過了。但不管怎樣，幾乎有一條基本原則，他們按著高級旅館的樣子為我佈置房間：擺好毛巾，床頭放著一小罐餅乾，梳粧檯上備著幾張CD。幾年前，查理帶我走進房間，若無其事地炫耀著打開各種開關，各種巧妙地隱藏起來的燈開了關、關了開：床頭板後面、衣櫥上面等等。還有一個開關按了以後，隆隆隆，兩扇窗戶上的百葉窗慢慢放了下來。

　　「查理，我要百葉窗幹嗎？」那一次我問道。「醒來的時候我想看見外面。窗簾就可以了。」

　　「這些百葉窗是瑞士的，」他這麼回答，好像這就說明了一切。

　　可是這一次帶我上樓時，查理一直小聲咕噥著，等到了我的房間，我才明白他是在道歉。眼前的景象我從未見過。床上空蕩蕩的，床墊污漬點點、歪歪斜斜。地上一堆堆的雜誌、書和舊衣服，還散落著一支曲棍和一個喇叭。我吃驚地站在門口，查理則清理出一個地方放下我的包。

　　「你那樣子好像要見經理，」他挖苦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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