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小小的火(50)_伍綺詩

五〇

　　「我覺得就是。你需要更好的相機。你那台更適合初學者或者生日派對和聖誕節的時候用用，不適合你。」他敞開櫃子，在一堆舊外套和肥大的連衣裙裡翻找起來，「因為你想要拍出真正的照片。」過了一會兒，他拿出一隻盒子，「所以需要真正的相機，而不是玩具。」

　　那是一台尼康F，銀黑相間的小巧機身，拿在她的手裡卻結實沉重。米婭摩挲著機殼上的紋路：「可我不能要。」

　　「我不是送給你，而是借給你，你想不想要？」不等她回答，威爾金森先生就拉開書桌上的一隻抽屜，「反正我也不用它了，但別的人可能用得到。」他從抽屜中取出一筒膠捲，扔給米婭，「況且，」他說，「我很想看看你是怎麼用它的。」

　　那天下午米婭回家的時候，已經學會了如何將膠片卷到相機內部的卷軸上，如何對焦，如何調整鏡頭，那些奇怪而令人生畏的新詞在她頭腦中旋轉：光圈值、孔徑……她一次又一次地舉起相機，透過取景器向外窺視，纖細的十字準星對準的地方，每一件東西仿佛都會變形。

　　威爾金森先生教她如何從相機中取出膠捲沖印，米婭喜歡上了顯影劑營造的效果，他還教她如何通過觀察膠片表面的銀色光澤來判斷顯影是否完成。如同駕駛戰機練習俯衝拉杆的飛行員，她會刻意拍攝不對焦的照片，選擇錯誤的快門速度或者錯誤的感光度，看看會發生什麼。就像音樂家瞭解樂器的複雜性那樣，她學會了通過控制光源和相機來獲得想要的效果。

　　「可是，怎麼才能……」拿沖洗出來的照片與心目中期待的理想作品相比較時，她總會這樣問。起初威爾金森先生答得出來，比如「偏移鏡頭」「虛化背景」「調整焦距」什麼的，但是，很快她的問題就變得更加複雜，他不得不去查閱書架上的《攝影技術》雜誌。

　　「年輕的女士需要更大的景深，」一天下午，他自言自語道，那時米婭已經十五歲了，「年輕的女士得換一台大畫幅相機。」

　　米婭還是第一次聽說這種相機，但是，過了不久，她就拿出所有打工收入（在迪金森藥房做收銀員和在汽車餐廳端盤子的收入），準備買新相機。她會捧著威爾金森先生的相機產品目錄和攝影雜誌研究，一看就是好幾個小時。

　　「你在選相機上投入的時間比拍照的時間還多。」威爾金森先生揶揄她，但她最終選定了一台心儀的——Graphic View Ⅱ——連威爾金森先生都佩服她的眼光。

　　「這台機器很可靠，」他說，「物有所值。好好愛護，它會陪伴你一生。」Graphic View Ⅱ（米婭從郵購目錄上買的二手貨）送到了，像一把小提琴那樣包裹在精緻的盒子裡，米婭立刻意識到威爾金森先生說得沒錯。

　　對她的父母來說，這台相機就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了。「你花了多少錢買的？」她母親問，她父親則在一旁搖頭。在他們看來，這東西就像來自維多利亞時代的古董，安置在細長的三腳架上，皺巴巴的機身像一台手風琴，米婭用它拍照時還得躲在一塊黑布後面。她試圖向父母解釋相機的工作原理，但一提到「偏移」和「傾斜」之類的術語，他們就會開始走神，連她心愛的沃倫也聽不進去。「我不需要知道它是怎麼工作的，」他表示求饒，「我只想看到你用它拍出來的照片。」自此，米婭意識到，以後的攝影之路都得她一個人走了。

　　她拍過公園裡的樹林、夜晚的街燈、園林工人砍倒被雷電劈中的橡樹。她拖著大畫幅相機，到市中心拍攝一座橫跨三河交匯處的生銹的大橋。她拍過沃倫的橄欖球賽，從看臺俯視球場，球員們就像火車模型裡的微型人偶。「那是我？」沃倫凝視著其中的一個小人偶問。「就是你，小鵪鶉。」米婭說。她突然覺得自己像個女巫，對著球場魔杖一揮，少年們就變成了豌豆大小的塑料娃娃。

　　第二天，她把這張照片拿到威爾金森先生家，準備給他看，可開門的是一個陌生的女人——威爾金森先生的兒媳。「黛拉昨晚去世了，」兒媳掃了一眼米婭脖子上的相機和手中的照片，問她，「你有什麼事嗎？」葬禮結束後，威爾金森先生的兒媳和兒子勸說他搬到了銀泉的退休之家，因為那裡離他們住的地方更近，米婭甚至沒有機會和威爾金森先生道別，更不用說給他看照片了。她背著她的相機，又成了一個人。

　　＊

　　1979年秋天，讀高三的米婭申請了紐約美術學院，申請材料中附上了她在鎮子附近的一座廢棄建築中拍攝的一組照片。趁感光劑沒有幹透的時候，她拿濕布擦拭相紙表面，用針尖刮去照片中的圖像，只留下像針一樣細的白色線條，營造出一種翻轉過來的貝雕的效果：工人的身影如同幽靈在廢棄工廠門外的臺階上徘徊，傑米森汽修廠的液壓起重機頂部停著一台只有輪廓的轎車，兩個幽靈般的小孩手拉手爬上煤渣山。沃倫曾經仔細打量照片中的這兩個小孩，發現其中一個頭頂翹起一撮頭髮，很像他本人，另外那個脖子上系著絲巾，應該是米婭，絲巾上掛著的相機很沉，壓得她的腰稍微有點兒彎。雖然兩人不曾有過這樣的合影，但這幅作品讓人覺得他倆經常在這座公園裡的煤渣山上玩，仿佛將姐弟倆的童年定格，意欲挽留過去的時光。「等他們把照片寄回來，可以把這一張給我嗎？」他問。

　　兩人的父母卻不覺得這些照片——還有米婭的其他作品——多麼有魅力，他們甚至不把女兒所做的事稱為「工作」或者「藝術」，認為那是不務正業。他們是中產階級，在一座保守淡漠的中產階級城鎮住了一輩子。在他們眼中，「工作」是一種務實的行為，目的是修復或者製造有用的東西，假如製造出來的東西沒有用，那就沒有做這件事的必要。因此，所謂「藝術」是有錢有閑的人才玩得起的遊戲，不過是一種奢侈的消遣。其實，也不能為此責怪她的父母，賴特先生的本職是修理工，一手創辦了賴特維修公司，有時給教堂修理屋簷（一窩松鼠在教堂房頂挖洞，碰掉了一塊屋簷板），有時為鄰居家的水槽疏通生銹的U形管。賴特太太在醫院做護士，職責是數藥片、抽血、換便盆，最熟悉的莫過於值夜班和兩班倒。他倆都是長期勞作的人，攢下的錢用來還房貸和兩輛別克的車貸，還得養育兒女，對於兩個孩子，賴特夫婦可以自豪地說，姐弟倆什麼都不缺，更難得的是，他們從來沒有被寵壞。

　　可現在米婭卻變成這樣。她在地板上一趴就是好幾個小時，先給沃倫照一張全身相，然後把他的形象剪下來，貼在舊鞋盒的表面，做成立體模型，把模型擺在一圈橡果中間，看上去就像被巨型橡果包圍的小矮人。這樣的創意固然有趣，但父母認為不值得女兒浪費這麼多的時間。有時賴特先生下班回到家，鞋還沒有脫，手上的油污也沒來得及洗，米婭就跑過去懇求父親給她幾美元買膠捲，嘴裡說著「我會還你的，我保證」，可實際上她卻很少還錢。母親給她錢買新校服，米婭會把舊衣服上的破洞補好，省下這些錢買膠捲，穿著因為身高增長而短得過分又洗得發白的裙子到處跑，拍攝更多的照片。

　　雖然在汽車餐廳找了個服務員的工作，但米婭不會用賺來的錢買衣服或者二手車，而是攢下來買攝影器材，買的相機也很奇怪，家裡的其他人根本不會用——每當米婭給他們講解使用原理，他們會立刻失去興趣。不過，高三時，米婭倒是給一家四口拍過一張全家福，她母親給照片鑲框，掛在起居室的牆上。儘管如此，看到裝在旅行袋裡像公文包那麼大的那台相機，父母還是會覺得失望：花了那麼多的錢，就買來一件這麼小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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