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77)_卡爾維諾

七七

　　格諾並非出於民粹寫實主義或活力而作出這樣的選擇（「無論如何，我既不尊敬也不考慮通俗的事物、未來、『人生』等等」，他於1937年如此寫道）。他的動力來自于反對崇拜文學性法文的做法（不過他並不想廢除文學性法文，而是將它依語言的自身權利保存，保留它的純粹性，就像拉丁文一樣），他的動力也來自于一項信念，也就是語言與文學領域的所有偉大發明，都是從口語轉化到書面語過程中冒現的。不過不止如此：他提倡的風格革命所依據的脈絡，從一開始便是哲學的脈絡。

　　他的第一本小說《絆腳草》（Le Chiendent）寫於1933年，就在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基礎經驗之後，它並不只是想成為語言與結構的傑作（根據數字命理學與對稱的結構，也根據敘事類型的目錄），還想成為存在與思想的定義，可說是對於笛卡爾《方法論》的小說化評論。這部小說的行動強調了那些被思索卻不真實的事物，不過這些事物影響了世界的現實：一個本身完全缺乏意義的世界。

　　事實上，為了向無意義世界沒完沒了的混亂挑戰，格諾才在他的詩學中建立了對秩序的需要，以及在語言內對真理的需要。如同英國評論家馬丁·艾斯林在一篇關於格諾的論文中指出的：

　　在詩中，我們才能給予無特定形狀的世界以意義、秩序和尺度—而詩依賴語言，若是要得到它真正的音樂，只能回歸到目前仍使用的本國語中的真正節奏。

　　身為詩人兼小說家，格諾豐富多變的作品致力於摧毀僵化的形式，並且用拼音及真正的奇努克語式句法來令人目眩。即使隨意一瞥他的作品，也會發現大量這類例子：「spa」的意思是「n'est-ce pas」（不是嗎？）「Polocilacru」的意思是「Paul aussi l'a cru」（保羅也相信了）「Doukipudonktan」的意思是「D'ou qu'il pue donc tant」（他怎麼會這麼臭）……①

　　﹛①出自由John Cruikshank主編的《哲學小說家：1935—1960年間的法國小說研究》，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2年，79—101頁。——原注﹜

　　「新法文」是關於書面與口語文字間的新關係的發明，它只是其中一例，顯示格諾需要在世界中插入「對稱的小區域」，如同馬丁·艾斯林所說的，只有（文學與數學的）發明才能創造這種秩序感，因為現實是一片混亂。

　　在格諾的作品中，這樣的目標仍保持中心位置，儘管為「新法文」而戰的戰役已經從他的關懷中心消失了。在語言革命中，他發現自己在孤軍奮戰（激勵塞利納的動力是完全不同的），等待事實證明他是對的。不過發生的情況卻剛好相反：法文並不像他所預期的那樣演化，甚至連口語也變得僵化，而電視的出現決定了學術的規範勝過通俗的創造性。（同樣地，在意大利，電視對語言也產生了統一化的有力影響，儘管意大利的方言比法國來得多。）格諾瞭解到這一點，在1970年的一份陳述中，他毫不遲疑地承認理論的失敗，已經有一陣子，他不再提倡這些理論了。

　　當然，我們必須指出，格諾的智性角色從不只局限在語言的戰場上：從一開始，他進行軍事行動的前線既廣大又複雜。在他與佈雷頓疏遠之後，他最親近的超現實主義成員是喬治·巴塔耶與米歇·萊利斯，儘管他對他們的雜誌及行動的涉入是很邊緣的。

　　格諾持續合作的第一份雜誌是1930—1934年間的《社會批評》，又是與巴塔耶及萊利斯合作：這是波裡斯·蘇瓦林的民主共產黨文藝圈的刊物（蘇瓦林是位「異議」先驅，他是西方第一位解釋斯大林主義會變得如何的人）。「我們必須記住一點，」格諾在大約三十年後寫道，「由波裡斯·蘇瓦林所創辦的《社會批評》以民主共產黨文藝圈為中心，它是由前共產黨員所組成的，他們或是被開除黨籍，或是與黨發生爭論；另外一小幫以前的超現實主義者也加入了這個團體，像是巴塔耶、萊利斯、雅克·巴龍和我自己，我們全都來自非常不同的背景。」

　　格諾與《社會批評》的合作關係包括他所寫的幾篇短評，難得與文學相關。（儘管在其中一篇，他邀請讀者來發現雷蒙·胡塞爾：「他的想像力結合了數學家的激情與詩人的理性。」）他更經常寫的是科學評論（關於巴甫洛夫及科學家韋爾納斯基，韋爾納斯基後來向格諾提到了科學的循環理論；或是他對一位炮兵軍官所寫的馬飾歷史的書所作的評論收錄在《符號、數字與字母》［都靈：埃伊納烏迪出版社，1981年］的意大利文譯本中，格諾稱讚這本書在歷史方法學上具有革命性）。可是他也與巴塔耶聯合「發表」一篇文章，後來他加以澄清：「在第五期（1932年3月）上我們兩個都署了名的一篇文章，題為《黑格爾辯證法基礎之批評》。事實上整篇文章是由巴塔耶寫的，我只寫了關於恩格斯及數學辯證法的段落。」

　　關於恩格斯將辯證法應用在精確科學上的研究（格諾後來將它收錄在他的論文選集中的「數學」段落，在意大利文譯本中，它出現在這個標題下），只讓我們看到格諾花費許多時間研讀黑格爾的部分記錄。不過我們從他晚年所寫的一些文章中，可以更精確地重建他研讀黑格爾的這個時期（前兩段引文便是來自這些文章），它們被發表在《批評》雜誌紀念喬治·巴塔耶的專刊中。他在其中回顧故友所寫的文章，《與黑格爾的初次遭逢》（《批評》雜誌，1966年8—9月號，195-196頁），在其中，我們不只看到巴塔耶研究黑格爾，也看到格諾研究黑格爾這位與法國思想傳統格格不入的哲學家，而且或許更為熱衷。如果說巴塔耶閱讀黑格爾，主要是為了確信自己並非黑格爾主義者的話，那麼對格諾來說，這則是一趟較為正面的旅行，因為他在其中發現了科耶夫，而且他在某種程度上採納科耶夫的黑格爾主義。

　　我稍後會再回到這一點上，目前我們只需指出一點，在1934—1939年間，格諾在高等學院聽科耶夫講授《精神現象學》，後來他編輯並且出版了這本書①。巴塔耶回憶道：「有無數次，當我和格諾走出那間小演講廳時，感到筋疲力盡：筋疲力盡而且全身無力……科耶夫的課將我摧毀、擊敗，讓我全身虛脫。」②（事實上，格諾有點淘氣地回憶到他的同學會逃課，而且有時會打瞌睡。）

　　﹛①即《黑格爾導讀》，是科耶夫於1933年在高等學院講授《精神現象學》的授課內容，格諾將其整理出版（巴黎：伽利馬出版社，1947年），中文版已於2006年由譯林出版社翻譯出版。——編注﹜
　　﹛②《論尼采》，喬治·巴塔耶，《巴塔耶全集》（巴黎：伽利馬出版社），第四冊，416頁。——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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